黄奇帆：重庆没有模式 只有智慧型改革的探索
2013年03月19日 11:00:50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3月10日，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回应引起争论的热点，解读重庆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没有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经济连续5年高速增长，得益于哪些优势?是否能总结供全国学习的“重庆模式”?
黄奇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重庆有很多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长期执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的定位——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也是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让重庆享受到了财税改革、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改革、地票交易等制度改革的红利;同时，重庆也有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和两个保税区的机遇，以及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除了制度政策优势，重庆开放的动力也在加强。进出口总额5年翻了三番，达到532亿美元。利用外资5年增长10倍，达到106亿美元，规模全国前八。在整合国内外资源上，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房地产和服务业方面，重庆也在加大内外资的引进力度，还与央企达成合作，形成内需和资源优势。
半小时给总理讲清楚“地票”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的“地票”是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流转的?
黄奇帆：2008年底，我们打算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创设一种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也就是“地票”，主要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过去近4年，“地票”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中国经济周刊》：土地资源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守住耕地红线?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黄奇帆：“地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是农村闲置的建设性土地，在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如果复垦出1000亩耕地，产生1000亩“地票”，到土地交易所去挂牌交易，按照20万每亩的价格，就是2亿，房产商出了这2亿，按土地利用规划，就可以到城郊结合部取得1000亩用地的优先权。先复耕，再征地，这是我们这个机制的刚性操作的底线。城乡土地这样增减相挂钩，我现在就有把握说，10年以后，重庆3400万亩耕地保证一亩不少。
现在，一般农村闲置下来的住房，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一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卖10万、5万，离城市几百公里远的山沟沟，住房怎么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是“地票”却能使农民的地价大幅增值，农民拿到这个钱，可以在城市里租房或者去公租房居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农村致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有好处。
我们的“地票”交易制度是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并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价款扣除成本后，85%直补农民，15%归集体。目前，重庆已经累计交易“地票”11万亩、反哺“三农”222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3月10日，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回应引起争论的热点，解读重庆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没有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经济连续5年高速增长，得益于哪些优势?是否能总结供全国学习的“重庆模式”?
黄奇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重庆有很多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长期执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的定位——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也是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让重庆享受到了财税改革、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改革、地票交易等制度改革的红利;同时，重庆也有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和两个保税区的机遇，以及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除了制度政策优势，重庆开放的动力也在加强。进出口总额5年翻了三番，达到532亿美元。利用外资5年增长10倍，达到106亿美元，规模全国前八。在整合国内外资源上，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房地产和服务业方面，重庆也在加大内外资的引进力度，还与央企达成合作，形成内需和资源优势。
半小时给总理讲清楚“地票”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的“地票”是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流转的?
黄奇帆：2008年底，我们打算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创设一种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也就是“地票”，主要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过去近4年，“地票”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中国经济周刊》：土地资源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守住耕地红线?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黄奇帆：“地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是农村闲置的建设性土地，在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如果复垦出1000亩耕地，产生1000亩“地票”，到土地交易所去挂牌交易，按照20万每亩的价格，就是2亿，房产商出了这2亿，按土地利用规划，就可以到城郊结合部取得1000亩用地的优先权。先复耕，再征地，这是我们这个机制的刚性操作的底线。城乡土地这样增减相挂钩，我现在就有把握说，10年以后，重庆3400万亩耕地保证一亩不少。
现在，一般农村闲置下来的住房，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一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卖10万、5万，离城市几百公里远的山沟沟，住房怎么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是“地票”却能使农民的地价大幅增值，农民拿到这个钱，可以在城市里租房或者去公租房居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农村致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有好处。
我们的“地票”交易制度是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并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价款扣除成本后，85%直补农民，15%归集体。目前，重庆已经累计交易“地票”11万亩、反哺“三农”222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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