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震惊世界。诚然，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苏共自己缔造的军队非但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责任，反而在阵前反戈一击，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国家瓦解。苏军的变质乃至叛党，关键原因在于苏军的“非党化”，其教训极其深刻。
放弃党对军队领导权，加剧苏共瓦解
列宁领导苏共组建苏俄红军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地行使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1918年，工农国防委员会成立，专门领导红军及一切武装力量。列宁既担任委员会主席，又担任党的领袖、政府首脑，实现了苏共对红军的绝对一元化领导。政治部是苏共在军队中的组织核心。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根据斯大林命令，在团以上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打败了德军。
20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削减军费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对军队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在组织上，苏共在军队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军官，撤销总政治部，并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在1991年“8·19”事件中，进入莫斯科的空降兵部队、克格勃“阿尔法”行动小组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调转枪口，支持“民主”和叶利钦。至此，苏共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不到一周，苏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苏联解体。
“改革与新思维”，抽空军队的政治思想基础
在苏联党和国家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依靠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列宁的战争观、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得以贯彻和发挥，并发展成苏共统一军队决心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础。
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后，抽空了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础。“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导致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同时，苏联各种舆论媒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攻击和对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使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积极参加与消极厌恶政治活动的军官严重对立。驻东欧和蒙古数百万军人抛弃国家意志，在极短时间内撤军回国。单方面裁军与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产生大量没思想准备、没预案的工作任务和问题，“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苏共及其军队政治思想上的解体，不可避免地导致军队的崩溃。
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导致军纪涣散
斯大林曾经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全体人员首要职责”。纵观苏军战史，以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夺取胜利的战例比比皆是。
戈尔巴乔夫推行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致使危急关头军队形同一盘散沙。军事改革没有继承苏共治军经验，反而无视军事改革的特殊性。苏共及军队高层始终没有就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及军事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中高级军官对“公开性、民主化”政治环境束手无策，没有掌控与管理部队的有效措施，导致军队组织涣散、纪律松散，并一发不可收拾。
在苏军从欧洲和蒙古撤军过程中，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私吞，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驻远东地区部队、驻东德集团军逃兵、逃服兵役状况严重，内部秩序混乱。官兵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种族士兵之间关系紧张，加剧军队内部矛盾。军队中吸毒、自杀、谋杀等现象严重，犯罪率上升。训练管理事故不断，仅1989年就有一艘海军核动力潜艇沉没、一艘潜艇导弹发射造成重大破坏、另有三艘发生严重事故。在“8·19”事件中，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从指挥官到单兵各行其是，逛商店、接受市民烟酒食品、歌舞嬉戏、在装甲车内喝醉，战斗力全失。
推行政治多元化，军队失去纯洁性
从建党初期起，苏共把“采取特别措施，培养、选拔忠诚合格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5年，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成为苏共指导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思想。为确保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忠于党和人民，并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苏共及其军队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官政治审查制度、实践考验识别制度和干部晋升制度。这些制度确保了苏联军官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苏共实行的“新干部政策”，改变了军官队伍的纯洁性，致使危急关头军队退缩倒戈。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政治多元化”，首先取消了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制度，安排大批“新型军队领导人”，致使军官队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时刻，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执行命令。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对军队的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保卫政权的坚强后盾，使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00万军队的苏共与国家一起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骄傲地在莫斯科红场散步，并说道：“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作者是陆军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在苏联党和国家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依靠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列宁的战争观、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得以贯彻和发挥，并发展成苏共统一军队决心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础。
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后，抽空了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础。“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导致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同时，苏联各种舆论媒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攻击和对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使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积极参加与消极厌恶政治活动的军官严重对立。驻东欧和蒙古数百万军人抛弃国家意志，在极短时间内撤军回国。单方面裁军与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产生大量没思想准备、没预案的工作任务和问题，“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苏共及其军队政治思想上的解体，不可避免地导致军队的崩溃。
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导致军纪涣散
斯大林曾经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全体人员首要职责”。纵观苏军战史，以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夺取胜利的战例比比皆是。
戈尔巴乔夫推行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致使危急关头军队形同一盘散沙。军事改革没有继承苏共治军经验，反而无视军事改革的特殊性。苏共及军队高层始终没有就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及军事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中高级军官对“公开性、民主化”政治环境束手无策，没有掌控与管理部队的有效措施，导致军队组织涣散、纪律松散，并一发不可收拾。
在苏军从欧洲和蒙古撤军过程中，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私吞，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驻远东地区部队、驻东德集团军逃兵、逃服兵役状况严重，内部秩序混乱。官兵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种族士兵之间关系紧张，加剧军队内部矛盾。军队中吸毒、自杀、谋杀等现象严重，犯罪率上升。训练管理事故不断，仅1989年就有一艘海军核动力潜艇沉没、一艘潜艇导弹发射造成重大破坏、另有三艘发生严重事故。在“8·19”事件中，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从指挥官到单兵各行其是，逛商店、接受市民烟酒食品、歌舞嬉戏、在装甲车内喝醉，战斗力全失。
推行政治多元化，军队失去纯洁性
从建党初期起，苏共把“采取特别措施，培养、选拔忠诚合格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5年，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成为苏共指导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思想。为确保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忠于党和人民，并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苏共及其军队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官政治审查制度、实践考验识别制度和干部晋升制度。这些制度确保了苏联军官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苏共实行的“新干部政策”，改变了军官队伍的纯洁性，致使危急关头军队退缩倒戈。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政治多元化”，首先取消了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制度，安排大批“新型军队领导人”，致使军官队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时刻，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执行命令。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对军队的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保卫政权的坚强后盾，使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00万军队的苏共与国家一起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骄傲地在莫斯科红场散步，并说道：“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作者是陆军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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