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主流媒体自我超越之路
摘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我们的媒体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上。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发展走向崛起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主流媒体要努力做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对主流媒体来说，所谓“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就是要有辩证思维，引导读者和观众理性地认识问题。新媒体的发展正改变着舆论生态，最终可能要深刻影响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我们应该把互联网建设和管理问题纳入宣传思想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作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考和新的制度性安排。
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主流媒体应与时俱进
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是一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各项工作的机关报，报纸的性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变化，也不应变。但随着时代变化，机关报或官方媒体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我们的媒体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上。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发展走向崛起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主流媒体要努力做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过去我们也有国际新闻，通过这个窗口让人们了解中国以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极少同自己切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来发生着深刻变化。海湾地区的动荡和争斗，不再是雾里看花的故事，因为那里不仅有我们成百上千亿的投资，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和公民。如果中国保持快速增长，首当其冲的就是能源支撑，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一地区与我们国家安全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个材料说，外国对华投资仍居高位，但增速开始减缓，这当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却持续快速增长，跨国并购、参股经营、直接投资与国内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三来一补等等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两翼。
同样的，东亚三国的关系以及南中海的争端也不仅仅是外交纠纷问题，而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课题。中日在钓鱼岛上的对峙，其深层原因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很清楚，他再不把偷窃行为变成领土诉求，将来就没有机会。我们也很清楚，只要保持战略实力，保持适度压力，时间对我们最为有利。这场领土的持久战，中国的胜率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变化提示我们，即使我们想、恐怕也很难做到不表态、不参与，很难做到内敛和低调。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变化。
另一方面，国内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增加了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选择的难度。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建设，大都面临着两难或多难的选择。绝对平均主义不对，但收入差距拉大矛盾尖锐;没有GDP增长不行，但GDP下滑一两个百分点也不得了;不注重民生肯定不行，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和有限的国力财力，怎样统筹，殊非易事。
按照十八大部署，我们将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笔者在调研中深切感到，今天的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同3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和十年八年前也有很大不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势。这个阶段性特征至少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从思想认知到利益博弈;从政策解禁到放宽准入;从注重效率到更加重视公平;从目标比较单一到任务比较复杂;从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到也要关心国际大环境;从注重生活水平提高，到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要强调的是，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要求我们不停顿地作出调整和反应，以明确的方位感标注行动方向。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
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主流媒体应发挥主旋律作用
媒体，不论其形态、业态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讲述者和评论者。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局部，大部分人对时局和事实的了解都来自各种各样的媒体。再见多识广的人也有视线所不及之处;再耳根硬的人也架不住舆论的冲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可以真实反映社会生活，也可以塑造一个并不真实的世界。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影响着人的心态、人的判断、人的价值判断、人的多种选择。
当然，在诸多选择中，谁在说有时比说什么更为重要。比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访谈嘉宾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主流媒体作为官方声音必须有也应该有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如何理解公信力和权威性?近年来，我们对其中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
秉持“透明度决定公信度，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理念，才能有效增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按照我们比较传统的认识，认为负面新闻最好不报，敏感话题最好不说。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开放的舆论环境下，显然是不行的。从传播规律来看，公众似乎对所有“坏消息”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敏感。地震了，发水了，爆炸了，杀人了，本身就构成新闻要素，因而也通常比一般的工作性成就性报道更能吸引人。为吸引眼球而造新闻，为报道负面新闻而报道负面新闻，是不对的;但采取屏蔽的方式置之不理，也是不对的。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群众利益的新闻，无论其正面或负面，都应该如实及时报。原则上，不涉及保密和国家安全的新闻都应该报。不报，就会给“坏事猜想”和“谣言传播”留下巨大空间;不报，也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漠视。更重要的是，你不报，境外媒体就会报。因为在自己的媒体上没有，所以即使是歪曲的事实，老百姓也相信。这就会造成极大被动。
做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举，官方声音与民间舆论呼应”，才能在面对不同受众的对象化传播中分层次实现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笔者长期从事评论工作，分管人民日报评论和环球时报要论。大家知道这两家报纸都是党领导下的媒体，但侧重点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环球时报更侧重反映民间声音。人民日报每天有一块评论版，环球时报每天有两块评论版，数量大体相当。环球时报主打评论是社评，每天都刊发。什么是官方声音，什么是民间舆论，两者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区别?相同之处是，两报都是党管的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中国立场，这一点没有任何区别。笔者和环球时报团队讲过，应直面热点和焦点话题，不应回避，回避了就失去了发言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说。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为了党好，为了国家好，为了老百姓好，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条，就不会出大的问题。不同之处是，人民日报评论要更好地发挥工作指导性作用，回应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关切，解决好干部思想问题;而环球时报则要更好地发挥信息服务和舆论引导之责，回应广大读者对新闻解读的需求，解决好社会思潮和社会倾向性问题。比如，近期人民日报对正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续发表评论，这是全党的中心工作，是人民日报必须担负的责任;而由于其报纸特点不同，环球时报就不一定也要发同类题材的评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这样看：处在深刻转型期的中国，伴随着的是问题丛生、矛盾凸显、挑战不断，也伴随着极端情绪的宣泄。对不同类型的事件，我们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一方面，对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群体事件要作出客观评估。有些突发事件带有或然性，无论什么时候都难免发水、地震、森林大火、交通事故、安全事故，这是个概率问题。如果不能够正确看待，再加上互联网常常把小矛盾化成大矛盾，把偶然事件误读为必然事件，把分散事态聚合成趋势性事态，好像我们国家到处狼烟四起，就会让人感到心绪不宁，对未来困惑不已，这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得不到纠正将非常危险，有时比突发事件本身还危险。同样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要有忧患意识。笔者理解，对主流媒体来说，所谓“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就是要有辩证思维，引导读者和观众理性地认识问题。
面对深刻变动的舆论生成方式，主流媒体应有所作为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无线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正改变着舆论生态，最终可能要深刻影响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其一，人们可以不依赖主流媒体获得海量信息;其二，人们可以不投稿发表各种意见。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政治大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观察和思考。
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电子商务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无线通讯就给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在此不一一列举。
但也要看到，网络舆论生态并不健康，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比如，有的网站为传播错误思想提供平台。笔者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刊发的一篇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扰乱人心”的论文，感到很吃惊。“飞夺泸定桥是虚假宣传”、“黄世仁为人善良收养喜儿”、“周扒皮待人温厚，和佃农关系很好”、“中共出卖外蒙”、“雷锋是造出来的”、“董存瑞是虚构的”、“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大吃大喝”、“68年清理阶级队伍揪出3000万人，斗死50万人”、“大跃进造成3000万人死亡”之类的话题，充斥于网络空间，这种对历史是非的颠倒，丑化了党的形象，污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极大混乱，对这种现象不可以“娱乐”、“戏说”视之。
对新媒体发展之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密切关注。应该把互联网建设和管理问题纳入宣传思想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作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作者简介】
米博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1999年起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新闻理论、新闻评论。
主要著作：著有《走进高高殿堂》等5部评论专著。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400多篇，发表了400多万字的各种言论作品和约50万字的业务论文，先后五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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