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推开上海番禺路一家咖啡馆的门，时间刚好是下午三点整。1月13日的上海下起了雨，周瑞金准时赴约，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资料图)
原标题：从皇甫平到皇甫欣平：面对改革，我从不悲观
周瑞金推开上海番禺路一家咖啡馆的门，时间刚好是下午三点整。1月13日的上海下起了雨，周瑞金准时赴约，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他衣着朴素，戴着金边眼镜，走进来的时候并未引起旁人关注。虽然他常来这里，但鲜有人知道他就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
2014年10月，周瑞金带领新的团队，发万字长文谈如何终结腐败，这次他用了新的笔名“皇甫欣平”。这让很多人觉得“皇甫平又重出江湖了”，他也因此再次被大众关注，并被一些媒体在2014年年终的时候评为“年度人物”。“其实我一直在写文章，只是没有用‘皇甫平’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署名，我后来基本就不再用了。”周瑞金说，“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的笔并没有退休。”
周瑞金常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面对现实，他也会有无力感，但从不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好的，历史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合力，“我始终坚持‘离经不叛道、犯上不作乱’的操守，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嘴巴说话，用自己的笔写文章。”
人生的悲喜剧
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刊登《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署名“皇甫平”。之后，《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在1991年春节前，周瑞金在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家里，看到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讲话材料，“小平同志的讲话材料让我很激动，这激发了我撰写评论文章传播这一谈话精神的想法。”于是在小年夜，周瑞金请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三人商讨共同合作，形成“皇甫平”写作班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
这些评论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交锋。
“皇甫平”系列文章，让周瑞金受到了一年多的“围剿”，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这个“公案”才翻过来。虽然这件事情屡次被问起，他也说过很多遍，但再次说起，他依然很有感慨，“因为‘皇甫平’系列文章，我有‘一失一得’，这正是一场人生的悲喜剧。”
周瑞金本来是要到香港《大公报》担任社长，1990年底上海市委领导就通知他要做好到香港的准备，1991年初港澳工委领导催他早一点到香港，但因为这几篇评论文章，本来机票都已买好的周瑞金接到通知，不能去香港了。“当初我很想去香港，是为了见证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时刻，了解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历程。作为新闻人，能够见证这样难得的历史时刻，也不枉我新闻一生。但我最终没有去成。”周瑞金说这是“一失”。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皇甫平”系列文章扩大了影响力，“皇甫平”三个字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猜测和想象空间，成为被历史记录的名词。“我也因此被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调到中央机关报工作，这是‘一得’。虽然我在那里工作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作为媒体人，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拥有更大的视野，是难得的机会。‘皇甫平’系列文章使我的人生成为评论的人生，也是为改革鼓与呼的人生。”
“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为传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就这一点来讲，我感到非常荣幸，是历史给我的机会。”今年已经76岁的周瑞金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坚毅的神色，“皇甫欣平”的名字是他接下来继续“战斗”的代号。
周瑞金近照摄影/徐豪
为改革鼓与呼
周瑞金的每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发声”，都紧随着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
周瑞金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一背景下，有人将国内的波动归罪于改革开放。“中国到底是往前走搞改革开放，还是往后退回到阶级斗争，这是很关键的历史关口，所以有了‘皇甫平’系列文章。”
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以后，周瑞金开创了“任仲平”评论专栏，这也是延续“皇甫平”文章精神，为改革提供思路。“1994年，也就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央推出财税、金融、投资、国企、外贸、行政体制等六个方面的改革，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了框架。我在‘任仲平’专栏发表《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为全面改革铺路，这篇评论引起很大反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看了非常高兴，给予很高的评价。”
2006年，周瑞金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这被媒体认为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评论。文章署名为“皇甫平”，这也是这个名字时隔15年后再次出现。周瑞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第一次是1982年前后，关于商品经济的提法引起了争论。1991年、1992年，改革“姓社姓资”之争，这是第二次大争论。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开始的，很多人认为市场化改革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他发表了这篇评论，重申改革不可动摇。不过，这篇文章引来了网络上的一片骂声，很多人批评“皇甫平为既得利益者辩护”。
“其实这里面有些误会，这篇文章是给当时的《世界》杂志写的评论，阐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重要观点。”周瑞金说，“后来我在东方网评论专栏也发表了，再后来《财经》杂志也采用了这篇稿子，主编认为使用‘皇甫平’署名会有更大影响力，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用了这个名字。”
至于“为既得利益者辩护”，周瑞金称，“我作为一个为主流媒体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报人，一直以党的决议、决定的精神为指导，结合实际和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写出政论文章，这怎么是为既得利益者辩护?”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周瑞金用“皇甫欣平”的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沿着“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思路，在新的历史阶段提出新的问题。周瑞金觉得应该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加以判断，研究怎么从制度层面防治腐败，“这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至于为什么不用“皇甫平”的名字，周瑞金认为那个署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新的形势下，那个名字已经不合适再用了。
中国式文人情怀
在交谈中，“国家”和“人民”是周瑞金的高频词汇。“工作可以退休，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我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我还要经常的发声，这是本分。”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是周瑞金常说的话。痛苦不是悲观，是一种期望，是面对社会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忧国忧民情怀的表现。
“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需要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关注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来努力。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好领导’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公民责任。”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是我从事报业几十年来，特别是‘皇甫平’文章发表以来的人生信条。”周瑞金说。“我现在过着很平淡的家庭生活，人家讲人走茶凉，我的观念是，要喝热茶自己烧，你不在岗位上不做原来的事，当然没有原来的热茶。”周瑞金在国有企业当过独立董事，也在民营企业当过顾问，更多的时候，他将文章发表在网络上，“我以前写的都是新闻评论，刊登在主流媒体上，现在更能和社会基层贴近。”
周瑞金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做媒体工作，算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女儿以前在国外读书、生活，2010年周瑞金把女儿、女婿动员回国。“我的子女都在身边，现在是九口之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我正过着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的生活。”现在周瑞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多睡觉。打坐半小时以上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项目，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也会晚上在外面走走路。在家庭生活方面，他更愿意做一个无忧的清静者。
虽然已经76岁了，但周瑞金也是个“网虫”，每天上网三个多小时，关注国内外时事，看网友的评论，他还有微信，加了很多微信群。“我们要加个微信，来，扫一扫。”交谈中，他熟练地调出微信二维码。
“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和“愿做无忧的清静者”，从内心来说，您更倾向于哪一个?面对提问，周瑞金微微思考，他说这两者是统一的，从老年人心态来说，应该以“无忧的清静者”为追求。但他是老报人，还有一份家国情怀，所以还要“宁做痛苦的清醒者”，“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这种清醒者的心态会越来越淡，清静者的心态会越来越强，最终我还是要退出社会舞台。”
2015年1月13日，周瑞金在上海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
对话周瑞金：
面对改革，我从不悲观
中国报道：2014年10月，您用“皇甫欣平”的署名发表了引起轰动的《终结腐败》，为什么会有“皇甫平”到“皇甫欣平”的变化?这个名字有何含义?
周瑞金：因为“皇甫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署名，“皇”用我们闽南话就是“奉”，而“甫”就是“辅”，当时的含义是“奉命辅佐邓小平”，不宜再用了。“皇甫欣平”有新的含义，主要有四个“新”：
新的写作团队，现在没有原来的人参加，而是有新人参入。
新的对象，当初的“平”是属于邓小平，是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今天我写的文章针对的是新的领导集体，为现在的改革思想和观念鼓与呼，所以此“平”非彼“平”也。
新的心情，当初面对改革可能走回头路，心情是很忧虑苦闷的;而现在我们写终结腐败的时候，看到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很鼓舞人心，这个“欣”是欣慰的意思，也是新的意思。
新风格，原来写“皇甫平”文章，是传达性的，也就是把中央的重要精神通过评论传达给读者;“皇甫欣平”文章，在传播手段多元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去“传达”，习近平的讲话精神都可以很及时地传达，所以现在是策论式的评论，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给中央提供参考。今后我写作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
中国报道：您刚才说到“奉命”，也说到“传达精神”，那么“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受指示撰写的吗?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不是受谁指示写的。“传达精神”，这是出于我自己的责任感和职业的敏感;奉命，是奉历史、人民之命，不是奉哪个人之命。
中国报道：在常人看来，您是“退休副部级干部”，也是经常针砭时弊的“政论家”，这二者可能会存在冲突。您如何权衡这两个身份?
周瑞金：我是个老报人，当然，也是一个有副部级身份的老报人。从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开始，就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干了几十年，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的这支笔。作为一名老报人，我只有把人民给我的回馈给人民。
我的人生价值不在“副部级”，而在“老报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我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还要经常的为改革发声，这是本分，就是损害到副部级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中国报道：您觉得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改革”依旧是当今的主题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改革?
周瑞金：改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体制改革，30多年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问题。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这些都超出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这是制度的腐败。当然还有社会问题、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加起来，形成阶层的固化，或者说利益的固化。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顶层设计，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但是起步艰难，落实艰难，涉及到真正体制改革的还动作缓慢。总的来讲，新的领导集体，一手抓反腐，这一点抓得很出色，成效有目共睹;另一手抓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两个要害抓住了，但还要再等两到三年看落实力度和效果。
中国报道：那么，要更好地落实改革，您有何建言?
周瑞金：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对集权的看法，集权是为了克服深化改革的障碍，加强权力执行的有效性。但集权不能专断，如果不善于撷取集体智慧就会走向反面效果;集权不能包办，集权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推动改革，如果没有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是要失败的。
二是对民主和法治的看法，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全面依法治国，本身就包含着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而民主没有法治的话，就是民粹主义。法治不能变成公权来限制民权，要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这才是依宪治国的要义所在。
三是党要领导改革，领导法治，要起到坚强的领导作用，关键的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本身，党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必须要触及的就是政治改革。在一些地方，党的领导变成了个人的权力垄断独揽、包办一切，这样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不改革行吗?
中国报道：您是一位老报人，也是一位为改革鼓与呼的建言者，这么多年来，你有感到过无力和悲观吗?
周瑞金：无能为力之感还是有的，但社会前进遇到的问题都是客观的存在，个人再有忧国忧民之心，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变。虽然会有无力之感，但是我从不悲观。我们不能只相信《新闻联播》里的中国，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网络里的中国，它揭露的阴暗面太多了;我们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国。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让人抱有希望。
中国报道：在这个年纪，回顾走过的路，您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我希望能成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对国事、社会事、天下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对家事、子女事、个人事而言，愿做无忧的清静者。自己这一辈子前20年是一个学习做人、接受教育的阶段，后来用了15年时间真正熟悉新闻，采访、报道、评论、拼版都会了，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现在76岁了，大概还能干到80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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