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草案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在这一重要时刻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与法治意义。
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从1959年到1975年，我国共实行过7次特赦。除了1959年的第一次特赦是既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以外，其余六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行。从实际效果看，这7次特赦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75年至今的整整40年间，特赦制度在我国虽然有宪法、法律规定，却再未实行过。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师大刑科院特聘教授高铭暄表示，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赦免制度原本亦大多是在国家节日、庆典或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施，旨在表示与民同乐同悲。例如，德国的圣诞节赦免、韩国的光复节赦免、泰国的国王庆生赦免等。
高铭暄说，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节庆时刻，我国依法施行特赦是有国内外先例可循的。此举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也可以提醒人们：牢记历史，反对战争，珍爱和平，防止悲剧重演。
迄今时隔40年，我国再次依照宪法施行特赦，此举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科院教授赵秉志看来，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之心中，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
赵秉志说，同时，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对越自卫反击等战争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施行特赦，亦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法精神的充分印证，可以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实际行动驳斥和化解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攻击。
同时，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
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七次特赦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共实施了七次特赦。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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