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微信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刊载傅莹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现在中日关系和周边乃至世界的情况都有新的变化，也许是时候从一个更开放的视野观察中日关系。
早年中日友好氛围浓厚的时候，常讲“一衣带水”、“世代友好”，现在这样的话语不多见了。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样的复杂境地，是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纠葛的结果。尽管风雨如晦、月残月缺，两国有识之士为中日关系打开一片天空的努力从未间断。
当我们努力在政策和行为层面寻找解决办法时，是否也应考虑理解层面?虽然中日这么近，打了这么多交道，似乎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许彼此都负有责任。常听日方抱怨，中国人对日本的和平道路缺乏了解，而他们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又有多少?
当然，说日本人不研究中国是不公平的，尤其对中国的历史。比如去年在中国热销的有一套日本“讲谈社”出的《中国的历史》丛书，条分缕析、学风踏实，是既有可读性又很严肃的历史研究，而且充满对中华文明的敬慕之心。再比如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KAWASHIMA Shin)先生所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虽然观点可以讨论，但其中的资料不可谓不系统、深入。
但是，这些年我同日本官员和学者接触，另有一种感受，他们似乎不带耳朵来，缺乏倾听的意愿。拿钓鱼岛为例，野田佳彦政府所谓“国有化”决定之前，中方多次表达关切，而日方一直是自说自话。据了解，在日本关于中国钓鱼岛的史料并不少。早年，两国领导人正是因为对中日分歧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选择了“搁置争议”这个并不理想、但最现实的出路。
对此，在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和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都作过明确的阐述，而且也直接讲给日本国民了。后来双方还在如何共同开发上有诸多思考和互动，然而，这些都被忘记或者无视。
时至今日，日方对中国政府和民间表达的强烈意见完全听不见，还是强调“国有化”是“现实选择”，比私人购岛要好。但这条道理的要害是，假定“钓鱼岛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前提。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中国人民很不放心了，如果事情的结果是永远失去钓鱼岛，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搁置争议不意味着放弃，这是日方忽略了的重要点。
进而，在矛盾如此重重迷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做了什么呢?是把这个围绕岛礁的领土争端放大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甚至渲染成事关日本生存的战略安全矛盾，把中国描绘成对日本整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邻国。这也使得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也越来越严峻，在今年这个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日子里，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与中国人民实现和解的努力，反而表现出历史认识的暧昧和不情愿，有时还用“中国威胁”论转移话题，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
有个现象让我很不理解，现任日本政府好像对中国人民对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任何谴责都很敏感。
近年中日民间相互的好感度相当低。根据最近日本 “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调查的结果，情况略有好转，两国民众印象不好的比重下降了一点点，但是仍然在80%左右。同时，双方70%的人都认为两国关系重要。
上周我参加了中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座谈，大家有很多困惑，比如，如何看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标?日本的对华政策目标是什么?我们两国相互政策目标的重合点在哪里?对不重合的地方该怎么办?我想，如果中日要摆脱目前这个负面议题主导的漩涡，需要对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判断，最好能有些共识。当然，首先，中日能否相互倾听是关键，不能一门心思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中日双方也需要考虑如何重拾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地区视野。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我们这个地区共同的骄傲。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国家，超越地缘分歧，一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而东亚走的则是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意义不亚于欧洲。
东亚最具多元和宽容特点。我90年代在柬埔寨维和时，一次在西贡休假，漫步街道中，走进一个大堂，里面供奉着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毯，也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各拜其神，让我深为触动，别的地方恐怕很难看到。
正是秉承宽容精神，东亚各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纵横交叉的“同心圆”合作架构。以东盟为中心，以10+1、10+3合作为主渠道，由10+6对话(东亚峰会)构成外延。中日都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虽然是“小马拉大车”，但也挺有效果。我们同时构建起蓬蓬勃勃的中日韩合作。
现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要升级了，中韩自贸区也达成了，中日韩自贸谈判和16个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也已经开启。日本也同多个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
东亚区域合作和市场的整合与全球化是顺势和同节奏的，我们成功地赶上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潮，而且从中受益，许多国家的竞争力得到提升，东亚也反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扩大了9.3倍，30年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7%，现在达到25%，可以说是四分天下有其一了。
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取得这般非凡成就，中国和日本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程到本世纪初，中日两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抱负一直非常接近、努力也合拍，那也恰是东亚合作机制建设突飞猛进、各种创意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中国和日本出席东亚会议的代表团，都比着拿好主意，出创意。
然而，近年东亚合作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东亚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遮蔽。前几天美国智库学者问我，中国的东亚政策一直特别有效，好像2008年开始突然转向，是什么原因?
我不认为中国的地区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确实有多种作用力在冲击东亚合作进程。地区争议问题突出带来干扰，美国“重返亚太”强调安全议题增加复杂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也肯定会影响到区域发展。而中日两个东亚合作的重要推手相互关系紧张，对东亚合作必然有负面影响。现在两国代表团在东亚会议上很难再去商量怎么推动地区合作了，更多恐怕是彼此的回避和怀疑。
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过去大家是有默契的，就是要优先合作与发展议程，但现在这个传统被打破了，每次各国领导人难得一聚，却是常常被负面议题牵扯过多精力。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更是中断三年。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的严重干扰。前几天一位新加波资深国际法专家说，所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成员都没有遵循承诺。我说你总要区分一下哪些国家是主动挑衅，哪些国家是应对吧。而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DOC原则，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中方不能不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进一步的挑衅。东盟显然难以约束自己的成员，有的国家还拉日本和美国为他们站台。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但无法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利益。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日本都是贸易大国，因此对西太航线的自由和安全高度依赖和关注，这应是中日的共识点而不是分歧点。但日本在争议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袒态度，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日方意图的警惕。
东亚合作平台上的“退行性”变化，将削弱本地区的竞争力，中日都不可能从中获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应合作推动东亚进程重获势头，最终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中国需要坚定自己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信念。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在东亚合作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这些新议程的推进，将为东亚合作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当前重要的是，要引导地区议程回归积极内容，重新由合作事务主导，而不是总被消极和争议的问题把持。期待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早日回到敞开心扉地对话、宽容互惠地合作的轨道上来。
前不久杨洁篪国务委员赴东京出席了中日第二次高级别政治对话，释放出希望两国为关系改善共同努力的信号。中日韩首脑会议也有望下月初在首尔举行。所以，形势的发展令人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
（作者傅莹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文标题为《为中日关系打开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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