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出在美国拥有豪华别墅，妻儿均已移民海外，成为名副其实的“裸官”。图为2013年9月10日，张曙光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新华社记者 公磊 摄
江苏省靖江市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相关规定，加强对申报情况的抽查核实，对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图为该市在开展相关工作。唐尧 摄
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文，引发关注。有网友对其隔空喊话：“母亲被羁押后6年不敢回国一次，却在国外用赃款逍遥自在，这就是你的孝心吗?”据悉，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罪被羁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现实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裸官”，是指配偶移居国外，或是没有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干部。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携款外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早做了“裸官”，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妄想逃避法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堂生活”。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经“铺好后路”。
同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莫佩芬，其出逃也早有预谋。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采用虚假发票冲账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
“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这样评价“裸官”。对于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裸官”而言，为支付家属在境外高额的生活开支，也更可能贪污受贿。部分“裸官”在把配偶、子女处心积虑送往国外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认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败，也可牺牲一人而保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行为中，便有他出于“爱子之心”，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举。同时，他还以其女儿名义，通过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
广东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向境外亲属转移资产的行为则更加疯狂。在他将怀孕待产的妻子移居香港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开始大肆收受贿赂，通过地下钱庄疯狂洗钱，至案发前，共向境外转移资产9200万元港币，用于购买商品房供妻子女儿居住等。
公职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法定义务
难道境外真的是转移赃款、隐瞒收入的乐土?
“公职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法定义务。不管该存款的来源是否合法，不论是在境内境外的工作报酬、继承遗产或接受赠予，还是违法犯罪所得;也不论是本人亲自存在境外，还是托人辗转存于境外，都属于境外存款，应当如实申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国家对公职人员设定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党纪、政纪和法律都有相关具体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梳理相关报道可以发现，近来落马官员的罪名之中，“隐瞒境外存款”这一项并不罕见。如，原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陈荣贵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上海机场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吴建融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等等。
隐瞒境外存款罪给国家公职人员划出了明确的红线：境外不是法外，即使处心积虑将赃款转移到境外，到头来也只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项罪名。
不止存款。按国家有关规定，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工作、生活和留学，及拥有境外银行存款、购置房产、投资等，都属于需要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必须向单位或组织申报。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结合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对“裸官”进行摸底。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最终被调整岗位。
2017年，党中央修订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两项法规，进一步调整了报告对象，完善了报告内容，并将抽查核实和结果处理制度化，强化对“裸官”的从严管理。
“将领导干部‘家事’‘家产’等向组织报告、接受监督，不是小题大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郑本法表示，不少“问题”干部，在隐瞒个人有关事项的背后是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的开始。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就可以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洪慧民看来，对于“裸官”的治理之网愈收愈紧已成必然之势，他同时建议：“对于之前已有的规定，要继续加大执行力度，如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申报情况的抽查核实，对于存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加强对公职人员向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
“裸官”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正是因为一些“两面人”干部一边口口声声说着爱党爱国，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与家人谋后路，妄想“内外通吃”，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
这种“两面人”的存在，与监督缺失、缺位不无关系。以文民为例，他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正厅级干部，近20年间，先后在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购买36套房产，却没有被发现查处。
对此，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邓联繁建议，这种同党离心离德的干部坚决不能用，要加大这方面的抽查力度。
“要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查核等制度，以个人事项报告为基础，细化申报事项，严格审核并加大抽查力度，同时利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提高监督的透明度。”邓联繁说。
“建议加大加强对公职人员向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例如建立公职人员向境外大额汇款行为的监测报告机制，监测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其配偶子女等近亲属，金融部门一旦发现他们有大额汇款行为，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有专家表示。
让境内赃款“转不出”、境外赃款“追得回”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人或财产在国外，成为“裸官”，不仅容易受到国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实施制裁，除了涉及签证、服务与商品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冻结在美国私人财产。对此，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的回应十分硬气。
在把人看紧、把门关死的同时，我国追赃力度正持续加大，运用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对境外赃款进行查找、冻结、没收和返还，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2014年8月29日，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后“海外追赃第一案”在江西上饶开庭审理。潜逃新加坡并获永久居住权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当时还在国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非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
经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李华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这场被告人缺席的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宣告我国追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以往没抓到外逃贪官，其违法所得难以及时追缴，而现在即便其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也将难以躲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表示。
据统计，2014年至2020年6月，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其中，国家监委成立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3848人，追回赃款99.11亿元，追回人数、追赃金额同比均大幅增长，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
2020年继续被列为“追赃工作年”，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涉案财产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加大对涉腐洗钱犯罪的惩治力度，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切实把腐败分子盗窃人民的财产如数追回、还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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