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教育家
他是一位文理兼修的顶级数学家，带领我们领略高维世界的壮美图景；他更是一位教育家，不仅栽培出众多杰出学者，还发起多项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用40年光阴搭建起中国学子通向数学巅峰的阶梯。在他身上，人文的温雅与数学的严谨相互交融。他坚信“刷题”刷不出大师，做大学问前，首先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作为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76岁的丘成桐谈起书院的孩子时，总有种家长式的苦口婆心。
“有些少年班的孩子才12岁，活泼得很。”丘成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时常思索，应该怎么教这些孩子。每周末，我都让他们到清华大学听讲座。有个小家伙每次都喜欢坐在我后面，发言特别积极。这表示他脑海里不仅有知识，还有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但他话锋一转，有些感慨，“我和他的妈妈交流过，发现家里还是希望他念偏应用的学科。”
“求真书院成立以来对孩子的培养，绝大部分是成功的。”丘成桐会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解释他对培养领军人才的执着。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亟须一批杰出学者领导国家科技发展和原始创新突破。顶尖人才的培养模式是系统工程，涉及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的多方投入和设计，而不是单纯以升学和就业为目的。这正是求真书院肩负的责任。
自2009年加入清华大学，丘成桐这个名字就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他从未将自己视为一名教育家。“我培养学生的宗旨就是，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学问，并在现有环境里，在他们迈向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仅此而已。”丘成桐说。
领军
2025年11月底，在清华大学静斋接受采访时，丘成桐正在赶一个“deadline”。
他穿着惯常的白衬衫和灰毛衣，眉头比平时拧得更紧一点。他正全力推进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的申办和筹备工作，月底就是上交材料的期限。2025年2月，丘成桐曾向国际数学联盟提出由中国主办ICM2030的倡议，得到学界声援。
ICM被称作“数学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会上将宣布当届菲尔兹奖的归属。丘成桐预计，若在中国举办，菲尔兹奖、陈省身奖等多项国际顶级数学大奖很可能花落中国。上一个捧起菲尔兹奖这一“数学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还是陶哲轩，而中国籍学者至今与该奖无缘。
“求真书院有一大批人专注这次申请。香港几所大学、多位数学界人士、一些企业家以及我个人的基金会都捐资支持，资金不是问题。难的是推动进程。”丘成桐讲话有很浓重的广东口音，和人交流时，他似乎时刻笑着，只偶尔伸手摸头，显出一丝困扰。
另一件让他“挠头”的事，是求真书院“盖房子”。“我们现在有零散的‘据点’，上课的地方、与学生讨论的地方包括静斋、双清等，但学生跑来跑去很不方便。坦白讲，求真书院成立四年多，没能真正拥有一栋专用楼宇。”丘成桐说，“今年终于能看到一丝曙光。”
“坦白讲”是丘成桐的常用语，他总说自己讲话很直。2021年，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丘成桐任院长。求真书院将他从2018年起开始倡导实施的数学英才班，以及2020年设立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领军计划”）纳入统一管理，开设八年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至博士的“3+2+3”贯通培养模式让求真书院名动全国。
求真书院一成立，“领军计划”就迎来了第一届学生。该计划面向全球招生，每年招生规模不超过100人，选拔不分年龄，均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考试更强调高等数学知识，不依赖传统数学竞赛的选拔方式。“领军计划”录取学生以高中生为主，占总体录取学生九成以上。
求真书院发现了一些极具数学天分的年轻学生。丘成桐说，一个有趣的事实是，14岁左右的学生普遍比高年级的学生成绩更好、更有活力，入选平均成绩也更高。2021—2024年，求真书院累计录取了近20名初三学生。首届“领军计划”学生中，大四学年通过3门博士资格考试的，不乏当年未成年就入选的学生。“许多学生已开始发表文章，成果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大学的同期学生。”
2025年，“领军计划”年轻化程度更甚。“这些小家伙我们最初一年收两三个，这一年我们收了十多个。”谈起这些未成年学生，丘成桐喜欢叫他们“小家伙”。“他们没有受过中、高考刷题的拖累，脑海比较干净，思维就更偏向于一个纯正的学者。”
从1969年本科毕业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算起，丘成桐浸泡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已数十年。在他眼中，中国目前面临的竞争强手如林，年轻一代的对手是美国、日本等国最有才华的学者，其中不乏菲尔兹奖获得者。“这不是单纯拿不到菲尔兹奖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同台竞争，我们怎么在国际舞台上有发言权？和打仗一样，我们不能只培养兵士，还得培养将军。将军从哪里来？”
显然，目前的教育模式与丘成桐的愿景不甚匹配。要想发掘未来引领中国数学突破的人才，求真书院还要做比选拔更多的事。丘成桐拉亲访友，将中外当代最有名的数学学者拉来求真书院，或任课或交流。他总说，大师才能培养未来大师。在求真书院，你可以见到美国数学会会士尼古拉·莱舍提金、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马克维奇等学院派大师，也有被称为“数学界天花板”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他1994年因证明了数学界久攻不下的费马大定理而成为业界“偶像”。
求真书院的培养模式目前行至何处？丘成桐估计，对70％学生的培养是成功的，衡量标准是，这70％已有念到博士毕业的能力。“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哈佛大学每届本科学生里，念到博士的比例也不超过15％。我坚信，我们选择的学生，以及为学生铺就的学术道路，是正确的。”
转向
每周一晚，丘成桐会准时出现在讲台。他主讲的数学史是一门通识课，完全公开，B站上就能看。最近一讲讲到了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以及丘成桐的学生兼好友、斯坦福大学教授孙理察。
数学史他坚持讲了三年多，已讲完了第90讲。“我希望更多学生能慢慢了解，最近几十年来数学上的重要突破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那些破局者是如何思考的。”许多案例都是丘成桐熟识的朋友。他说，这样讲起来容易一点、生动一点。
数学史来到当代，是不是快讲完了？丘成桐摇头。在他看来，还有很多伟大的工作没讲。他和一些朋友密切交往时，尚未意识到对方出了多少成果，主动了解之后，才惊为天人。这个过程让他认识到，中国数学水平与国外的差距。
“国内很喜欢‘卡脖子’这个说法。什么叫解决‘卡脖子’问题？就是遇到问题想要赶快解决和突破，而不依赖他人的技术。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潜台词：别人已经有技术了。”讲到这里，丘成桐的神情前所未有地严肃。“如果为了解决问题而循别人的老路，只追求‘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点’，那永远不会有原始创新。我们应抓住困难现象的本质，把难题本身当作竞争对手。”
诚然，原始创新非一日之功。在丘成桐眼中，学者走出的第一步，就仿佛在荒原上迈步，向哪个方向似乎都可以，但若选错方向，走出第一步就要花几十年。
在这方面，丘成桐觉得自己算幸运。1969年，丘成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里，邂逅了卡拉比猜想。那时他还不知道，对这一猜想的证明将成为他此生最著名的成就。他说，许多数学家的主要成果都发于他们进入高等学府后的十年内，那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6年证明卡拉比猜想，丘成桐正好经历了十年。
卡拉比猜想是意大利数学家尤金尼奥·卡拉比于1954年提出的难题。丘成桐形容它为几何学的关键难题，若不攻克，整个学科的前进都会受阻。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已与卡拉比本人有过不少交流，当时所有学者都不相信这一猜想正确，包括丘成桐自己。他花了三年去证伪，一度在国际会议上宣布自己找到了反例，但很快，卡拉比发现了漏洞。
“那是1973年10月，面对卡拉比的质疑，我想了两个星期，基本上没睡觉，没做其他任何事。我逐渐意识到，我走反了方向，这个猜想很可能是正确的。”丘成桐说。
方向转变，证伪变成了证实。又一个三年后，丘成桐攻破卡拉比猜想，那时他27岁。1982年，他因这一工作获得菲尔兹奖。不过，更令他在意的是这一成果的后续应用。“当时对它感兴趣，不单是为了做数学，还因为它和广义相对论有关。”现在看来，卡拉比猜想的解决不仅催生了几何分析这一数学分支，更为后续卡拉比—丘流形成为弦论的重要理论基石埋下了伏笔。
“人类的重大发现总跟基础科学挂钩，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万物机理。”丘成桐说，19世纪以前，牛顿力学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但无法通向量子力学。光电效应的出现，昭示了背后的量子基础。现在几乎所有技术都离不开它。
这样的突破，在丘成桐眼中，才算是“伟大”。他认为，许多人不了解真正的伟大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他开设数学史的原因之一。在数学领域，家喻户晓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真正能称为榜样的更是寥寥。“大家熟悉华罗庚等学者，现在还要加上攻破‘三维挂谷猜想’的王虹。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学者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尚有距离。”
丘成桐说，伟大的工作往往能够影响到学科的方方面面，如果有一个成果，学界总是非引用不可，那么这个结论就是伟大的。中国学者能产出这个标准的成果屈指可数，很多人的工作受人仰慕，但只是“刹那芳华”。如果要举一个能称伟大的例子，他提到了陈省身。陈省身是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导师，被称为“微分几何之父”，其研究成果早已渗透到物理学的多个领域。
丘成桐常被问及，为什么从学术转向做教育。事实上，他不认为“做教育”是一个恰当的说法。“我只是因为有幸见过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伟大，才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所学所见分享出去。”
回归
“很多自媒体看到一个天才，就默认他‘啪一下’能变成大数学家，没有这回事。如何在他们最需要积累和沉淀的年纪保护好他们，是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学者，如果一转身就发现有人在看你、拍你，正常人如何承受这样的压力？”丘成桐发问。
他希望孩子能扎扎实实、干干净净地做学问，表面赞誉是一种破坏。求真书院时有学生被自媒体报道，丘成桐会直接留言告知对方删除。“这不是过度宣传的问题，是一点都不该宣传。学生而已，考试考得好点，比赛拿个奖，离成为优秀数学家还太远。”
在他看来，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后在科学技术方面快速崛起，正是因为对杰出少年人才的有效快速培养。许多现代数学家，包括陶哲轩，都在青少年阶段接触到了面向杰出少年的精英教育，且全神贯注于其中，从而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基础。
求真书院为此多有努力——开设适合中学生的高等数学课程，举办“数学与人工智能夏令营”“中学生数学夏令营”，与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等教育部门联合设立培养基地，等等。但丘成桐觉得力度不够。2024年11月，他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开设培养顶尖数学人才的“示范少年班”，面向全国中学，统一考核遴选优秀学生、集中培养，每年不超过50人。他将这些孩子称为未来基础科学的“国家队”。
在此之前，“丘成桐少年班”已落地。2021年求真书院成立同时期，丘成桐就以个人名义授权开办“丘成桐少年班”，联合各地优质中学，采取初高中贯通、大中衔接的方式培养人才，旨在发掘国家科研的“后备力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0所中学签约开班，覆盖十余省市。
这些主动出击的做法，为丘成桐招来不少非议。“推行这样的特殊上升渠道，本就困难重重。许多民众也说，我们只拔尖，不照顾一般的人才，不讲教育公平。”谈及此，丘成桐较为平静。
他对这些质疑的回应一直未变。“首先，我人手有限，不可能照顾到全国所有孩子。每年上千万高考毕业生，我们只招一两百个。”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如果将有天分的孩子筛选出来，最终还是投入到应试体制内，便只能造成有害“内卷”，拔尖也就变成了“掐尖”。要避免“掐尖”，只能另开渠道做选拔。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更广义的公平。高考体制下，狭义的公平让人才无法自由涌现，所有人的进度都在被拉平。“公平不应仅是对大多数的公平，更是对有才华的学生的公平。”近年来，他走访各地数十所中学发现，就初一年级而言，全国就有几百到一千个孩子有潜力成为一流学者。不为他们创造特殊的环境，无异于埋没人才。
丘成桐也遇到许多有天分孩子的家长，仍希望孩子未来学习金融等“能赚大钱”的学科。丘成桐也显得有些无力。“你无法去评判个人选择，对个人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大家都把孩子送去读金融，谁来完成对大自然奥秘的探索？我们对人生选择的思考，难道不应更丰富一点吗？”
丘成桐并非排斥应用学科。事实上，他在应用数学方面多有成果，他与合作者将基础数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医学影像领域，开发出了优秀的算法，能大幅提升图像处理的准确性。
2024年年初，丘成桐与某市的领导进行过一次关于应用落地的长谈。他感到，出于地方发展考虑，领导唯一在意的，是数学家能做成什么样的研究机构，能不能产生可以很快上市的独角兽企业。“对方等我到晚上十点，谈到凌晨一点才离开，我很感恩。但他说得最多的，是几个清华学子去当地创业、五年内就成立了独角兽企业的故事。这个故事他至少讲了三次。”对此，丘成桐坦言，他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兴趣。
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归讲台。现在，丘成桐的生活很规律，每天坚持游泳，有时做一些徒手训练，锻炼一下肌肉。每周他会和研究生有两次集中讨论，一次两个小时。当然，他更希望的，是回归找寻真理的日子，让数学在平常琐事中，撕开一道窥见万物的口子。
发于2026.1.5总第12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丘成桐：回归真理
记者：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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