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芳（1905.12-2001）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户贫苦家庭。1921年与从未谋面的高岗结婚，是典型的封建式包办婚姻并受缠足陋习和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影响，是位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女人。
婚后，1922年高岗先后考入横山县立小学和榆林中学读书，杨志芳在家操持家务。高岗在校接受共产党活动的影响，接触、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自治会并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后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承收回学校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1936年，高岗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开展秘密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其中：1932年2月-1933年8月，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陕甘边红军总政治部政治委员。1935年2月-9月，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后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又任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并的红十五军团副政治委员，他曾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杨志芳文化水平不高，但在丈夫投身革命后，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耳濡目染的她刻苦努力学习文化，1926年先后帮助高岗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担任红军交通员，接送大量的情报。
1935年，陕北遭大旱，敌人知道她是高岗的妻子。杨志芳又处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处境十分危险。高岗远在陕甘一带闹革命，杨志芳走投无路，只好带着年幼的儿子，千难万险找到了陕北红军刘志丹的队伍，一家三口才得以团聚。后来为了她们母子的安全，高岗将她们送到瓦窑堡落脚。
同年，积极、热情、淳朴，能干的杨志芳投身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延安妇女商店主任等职。主要负责我军将士后勤工作，以及当地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工作。
1935年11月，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那时的永平镇“陕北军委鞋袜厂”与“中央红军鞋袜厂”合并为“新中国军事鞋袜厂”，归中央军委供给部管辖。当时的部长叶志庄，厂长苗兴旺，厂址先后在瓦窑堡南门，人员不断增加又迁移延川冯家坪等地。
杨志芳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她带领妇女主要为部队生产被褥、服装、鞋帽等。厂里有三台织袜机、织布机和六道做鞋工序：麻绳、裱格褙、剪裁、纳绑、锥底、上鞋。每道工序按班制定生产任务，是亦工亦兵，发配枪，每人每月发给三角（边币）后增至八角补贴。尽管蒋介石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群众的捐献，基本解决了部队的需求。
在她的带领下，延安干部妇女买布匹自己染色、裁剪样式。然后发放在群众手里加工，为部队提供了一床床崭新的被褥，一件件保暖的棉衣，一双双布鞋全部交给了中央红军，送到了战士们的面前。鼓励了抗日前线的将士，大家心里暖暖的，给予她高度的赞扬和评价。
1936年东北军王以哲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又迁到吴起、安塞。1937年1月13日，被服厂随中央迁至延安桥儿沟，河庄坪石疙瘩村。1939年8月边区被服厂迁志丹，有职工270余人。
杨志芳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和奖励，她的名字很快传到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主席大大地赞扬她为“妇女在红军得到解放的代表”。成为延安时期妇女的表率，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她，并赞不绝口地说：“没想到高岗还有这样一位能干的妻子！”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志芳还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边区被服厂遭飞机轰炸。6月随党中央转移到子州县马蹄沟、吴家沟。当年，工厂有机器20台，缝制的被服用品，由骆驼、骡子运入抗日前线。
被服厂发展立足于边区基本工业的能力，既解决边区民众对基本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又为其它工业建设积累了资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展现边区党政军民共同抗战。陕甘宁边区被服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延安精神，是革命根据地军民学习的榜样。
1938年，杨志芳又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先后为党培养和保护了大批红色儿童和烈士子女2000多名。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孩子们亲切称她“杨妈妈”！
遗憾的是杨志芳与高岗，这对革命夫妻没有持续下去，由夫妻变成互相敬重的革命战友。这位坚强的老人，在晚年回忆他们离婚的原因时说：“我是一个裹过小脚，没有文化的妇女，而高岗已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最终在1938年10月分手，不是像有些人无根据的编造传言。”
从此，杨志芳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陕甘宁保育院孩子身上，与高岗离异后，一直没有再嫁。1946年2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飞机不断轰炸，国民党大部队已经进入南关七里铺。杨志芳提前几天将第一、二保育院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已经做好了撤离延安的准备，开始踏上了漫长的远征之路。到了瓦窑堡保育院400多人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旦胡宗南大部队追击包围过来，这些革命后代，后果不堪设想。
在紧急情况下，杨志芳为孩子们的安全，冒着生命，当机立断撤离瓦窑堡。有个别保育员有些犹豫，得不到中央的批准，万一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情急之下杨志芳大手一挥：“有什么问题我担着，马上撤退！”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杨志芳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在胡宗南切断前行的大路，只能在深山密林，棘刺中钻来钻去，带领几十名保育干部一起和烈士、红军的孩子躲避胡宗南的飞机侦察。敌人不断袭击，只能带领孩子们四处转移，走上了一条“红色摇篮”之路。又怕在翻山越岭时，不小心连马匹和孩子滚下山。虽然小一点的孩子们在毛驴、骡子和两边的竹筐里，七、八岁大一点的孩子由保育员牵着、背着走。他们不知道危险和苦难，饿了就喊，渴了就嚷，没走多远，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尿，还有的一路哭个不停……
一路的艰辛、磨难，一路的危险、艰难，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无法用文字来书写。她们一路没有危险就短暂休整，一路又到处寻找中央机关。有人向杨志芳建议，为了孩子的安全是否留在当地老乡家。杨志芳听后大发雷霆：“我们丢下红军和烈士的孩子，自己跑了，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为了孩子的安全，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分开。找不到党中央，我们就自己带着孩子过黄河！”
又走了几天，突然敌机发现了她们，呼啸声从头顶掠过，轰炸声在四周炸响，孩子们吓得哭成一团。杨志芳和保育员战士紧紧搂着孩子，扑在他们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们。杨志芳看到敌机飞远了，从土堆里爬出来，急忙清点人数。当看到一个都没有少，她笑了，又抱着孩子们哭了……
党中央知道保育院的孩子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由绥德专属派部队到处寻找。杨志芳带领这支队伍也不知道爬了多少山、川、沟，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泪，终于走到了黄河边。绥德行署的部队经过多方打听，转移、寻找，终于在黄河边找到并与她们汇合。在部队的帮助下，杨志芳带领孩子们渡了黄河，找到了驻扎在黄河的贺龙部队。贺龙见到杨志芳非常震惊，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杨大姐，你终于带着孩子们来了，一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吧！”杨志芳也激动地满含热泪，望着身后的孩子充满了欣慰和骄傲。在近三个月的转移，没有少一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受伤，这简直是个奇迹。
党中央知道保育院孩子们安全转移，对杨志芳进行通报表扬。任弼时称杨志芳是延安孩子的“红色妈妈”，称赞她把保育院办成了一个“红色摇篮”。
建国后，杨志芳担任哈尔滨机关幼儿园主任一职，因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又调回陕西西安任第一保育院院长。2001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她，是一位裹过小脚，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靠着自己的努力，坚强的意志，一步步实现了人生的巅峰。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边区由纺织输入到纺织自给，被服制作等生产的转变。为新中国建设，为革命培养和保护了一大批红色烈士的子女，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
她的奉献如同一颗闪烁的明星，为这个国家的发展照亮了一片天地，为中国的历史画卷添上了独特的一笔。
（作者系北京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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