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次将“自愿、弹性”明确列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采取小步调整、渐进式改革，不搞“一刀切”，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
文｜《财经》记者孙颖妮邹碧颖王丽娜实习生刘雨青
编辑｜王延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这是中央首次将“自愿、弹性”明确列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决定》发布后，再次引发公众对延迟退休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已迈入中度老龄社会。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21.1%。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的解释，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之间，为中度老龄化阶段。
目前，中国沿用的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是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是1978年国务院发布的相关规定中的标准。而当前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此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至202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5.4%。
《财经》采访的专家表示，在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红利削减、受教育年限增加、养老财源收入增速落后于给付增速等多重背景下，延迟退休已经不可回避。
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60年占比约37.4%。如何应对人口结构的迅速转变？如何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决定》首提“自愿、弹性”原则，预示着退休模式的转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对《财经》表示，决定提出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具体的方案有待接下来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但与此前的表述相比，延迟退休改革更突出自愿、弹性原则，“不是强制性的、‘一刀切’式落实”。
何为“自愿”“弹性”，是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关键。房连泉认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既是就业政策的变化，又关系养老金的领取。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上，建议包括每年延长的时间，何时领取全额养老金、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限，及相应的激励机制等，让劳动者根据自身的情况自愿和弹性地选择延迟退休年龄。房连泉进一步解释，建立与延迟退休和养老金领取相关的激励机制，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有助于稳妥有序推进延迟退休改革，并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继续就业。
延退方案怎样设计？
延迟退休的最终方案尚未出炉。延迟多久？怎样体现弹性自愿原则？男女退休年龄是否一致？诸多问题备受关注。《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小步调整、渐进式改革，不搞“一刀切”，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是基本的改革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此前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所谓的“小步调整”，是指一年延迟几个月，几年加在一起延长一岁。比如男职工从60岁提高到65岁，不可能径直宣布：20XX年，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没有国家会进行这种休克式的改革”。
郑秉文建议，“小步调整”可以有三个方案，一年延迟三个月；一年延长四个月；还有一种非常温和的选择：一年只延长两个月。
三种选项里，郑秉文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既能在一定时间段提高退休年龄，同时改革阻力也不会太大。
郑秉文认为，这种渐进改革，对个人的退休安排、家庭生活和隔代抚养影响不大，感觉不明显。对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延迟退休的感觉被稀释了。而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距离实际退休还有较长时间，对心理预期影响也不大。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告诉《财经》，降低退休年龄和提高退休金替代率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各国劳动者争取的权益。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各国政府纷纷试图延迟退休年龄以应对养老金财务压力。从国际经验看，法定退休年龄经历了从最初70岁到有所降低再到不断提升的“勺型”曲线变化。
宋健介绍，目前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一般在65岁或67岁，但实际退休年龄因人而异。不同国家的退休金计算方式有所不同，退休金往往低于在职人员的收入。一些国家采取弹性退休制度，对不同年龄退休者提供不同的养老金比例。
《财经》了解到，2022年，瑞士民众投票以微弱优势，赞成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德国议会2007年通过方案，决定从2021年开始，每年延迟退休一个月，从2024年开始每年延迟两个月，直到2029年实现67岁退休。
数据显示，日本65岁-69岁人群中，高达50.3%的人仍在工作，成为老年人群就业中的“主力军”。过去多年，日本政府积极鼓励“高龄人士再就业”。2021年4月修订后的《老年人雇用安定法》，把鼓励退休年龄提升到70岁。
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65岁以上人口2021年的就业率为34.9%，高于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本（25.1%）。据韩国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韩国70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首次突破30%，创历史新高。大多数70岁以上计划继续工作的人考虑到健康状况，更倾向于每天兼职4-5小时。过半数（55.8%）的人表示他们打算推迟退休以弥补养老金收入不足。
宋健表示，中国在2013年就提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设想，近些年一直在谨慎论证。“自愿”原则是从需求侧出发，劳动者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主动选择，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以及政策制定的人文关怀。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表示，“弹性”原则有利于留出政策讨论空间。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李佳向《财经》表示，“弹性”还体现在推行过程中，退休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就业情况、老龄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状态动态调整。
弹性退休，退休金怎么拿？
李佳建议，中国退休新政的推行，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那么，延迟退休方案中，自愿与弹性原则该如何体现？
多位专家分析，自愿、弹性主要体现在把退休时间的决定权交由个人，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弹性。郑秉文解释，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前后，各设定一个提前或者延后的退休年龄，形成一个区间。若选择提前档次，则员工将拿到的退休金少，选择延后的档次，则可多拿退休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提出了一份弹性退休的方案，即用20年左右时间将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渐进式提高到65岁。在实际运作中，将原退休年龄作为最低退休年龄，以法定退休年龄再加5岁作为最高退休年龄，最终形成男性60岁-70岁之间、女性可在55岁-70岁之间弹性退休的区间范围。
退休时间的自主选择，也可能和相应比例的养老金“奖惩机制”相挂钩。
《财经》了解到，美国计划在2027年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最早提前退休年龄和最大可奖励延迟退休年龄分别是62岁和70岁。若在62岁时退休，必须扣减正常退休年龄给付标准的30%左右；如果选择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退休金，而是继续工作缴社保，那么到达70岁之后，月退休金最多可额外增加30%。
林宝表示，现有养老金制度对长期缴费的激励性不足，部分民众在到达最低年限后不愿继续缴费。通过弹性设计，可以将缴费年限与养老金待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和激励人们主动延迟退休，从而顺利实现退休年龄改革的目标。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看来，适当延长高技能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可以提供人才支持，而且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健康状况允许适当延迟退休。对于一线和基层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的体力劳动者，长期从事高危险、高污染及劳动强度大等行业的劳动者，可以维持现行的退休年龄。
此外，男女是否同龄退休也是关注焦点之一。《财经》了解到，女性延迟退休的速度略快一些、缩小男女之间退休年龄的差异，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
孙洁认为，之前实行男女不同龄退休的政策，是由当时女性职工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岗位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当年的纺织女工需要长期站立，劳动对女性的身体损耗比较大。随着科技不断应用在生产制造中，劳动力折损的情况不像过去那么严重。
郑秉文也表示，男女同龄是一个世界趋势，其他国家能够实施，中国也不特殊。此外，延迟退休是小步推进的，未来对女性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张川川等人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指出，确定延迟退休方案，应当考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该研究测算后得出，中国60岁至74岁男性的额外工作能力为2.78年，50岁至64岁女性的额外工作能力为2.18年。照此推算，中国老年劳动力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能够支撑2-5年的额外工作年限。
无论采用哪种具体方案，李佳表示，实施延迟退休，必须进行更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充分听取民众意见，考虑各方利益。只有建立在数据上的科学决策，才能让措施有的放矢，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如何缓解“35岁危机”忧虑？
每次延迟退休政策的热议，也会伴随民众的一些担忧和顾虑。
宋健介绍，延迟退休在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政策实施不利、遭遇阻碍的情况。顾虑包括：一是就业市场方面的代际冲突，延迟退休是否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二是家庭人力资源分配。老年人是否会面临继续就业和帮助子代抚育孙辈的冲突？可能加剧年轻一代的生育焦虑。三是经济压力。退休制度能否覆盖全体人群，延迟退休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如何、是否会加重人群间的收入分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35岁危机”、中年人失业话题备受关注。延迟退休如何保障大龄从业者的就业，如何应对“老年失业空窗期”问题，依然是一大挑战。多位专家表示，延迟退休改革牵涉超5亿职工切身利益，必须统筹谋划，做好一系列政策配套，考虑潜在影响与应对策略，回应民众关切，关注社会反馈。
对于挤占青年岗位问题，郑秉文表示，短期内延迟退休对就业市场存在影响，会拉高青年失业率。尤其改革初期会比较明显。但中长期看，矛盾会逐渐被时间稀释掉。最极端的两个典型案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2027年将提高到67岁，实际退休年龄还会更高，但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
郑秉文指出，在美国，个人不提出退休，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也不能强令退休。希腊男性60岁退休，女性58岁退休，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说明延迟退休不一定会提高青年失业率的说法。“就业率根本上是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相联系的。”
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芦哲曾以日本为样本分析，日本在2004年至2013年逐步实现延迟退休，其低龄老人就业更多流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教育、医疗、金融、信息技术等，的确会对这些行业的青年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芦哲指出，中国青年和低龄老年教育水平的代际差距比日本要大得多，在延迟退休前期，这些行业青年就业受影响可能较小；代际间的教育差距缩小后，影响会加大。仅作静态分析，2010年-2020年，中国16岁-29岁青年人口集中涌入的八个行业中，50岁-64岁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是建筑业、公共管理、房地产业、社保和社会组织、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卫生社工。低龄老人的替代率可能较高。
不过，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则警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连续多年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仍将加剧，在现有退休年龄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将来甚至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年轻人没必要过度担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则表示，延迟退休改革将采取每年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个月延迟一个月的方式，每年因延迟退休而多出来的劳动力不会太多，甚至会被每年减少的劳动力相抵消。
那么，大龄从业者的就业问题如何保障？莫荣建议，要落实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强化对大龄职工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宋健建议，可以为不同年龄人群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岗位需求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针对“老年失业空窗期”问题，应强化职业培训与再教育，提升中老年人的就业竞争力。
此外，李佳建议，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严禁年龄歧视，保障大龄从业者就业权益。同时，通过各种举措和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聘用大龄从业者。
中国有较强的隔代抚养文化，部分人担心延迟退休会因挤出隔代抚养时间而抑制生育。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延迟退休提高了老年劳动参与率，增加年老期收入，减轻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或许可以减轻甚至避免养老对家庭生育的挤占。
对此，宋健仍然建议，完善家庭保障机制，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内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缓解家庭托育的后顾之忧。
迟福林认为，延迟退休采取的是渐进式方式，节奏总体平缓，改革前期退休的人只延迟几个月，对家庭照料和育婴活动影响非常小。而对年轻一些的劳动者，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有较为宽裕的时间来对家庭生活进行规划。
个人如何储备养老？
延迟退休政策更需要社保和养老保障体系的全面配套改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问题上存在着城乡差异、职业差异等不平等现象，这需要在延迟退休政策制定时予以充分考虑。
中国养老金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支柱：法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储备。过度依赖第一支柱，二三支柱支撑不足，是中国养老金发展的现状。专家建议，应加快推进社保一体化改革，逐步缩小城乡、体制内外的差距。如统筹城乡和不同职业性质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养。
此外，年轻人缴费供养老年人，如何确保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
宋健认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需求侧入手，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领取养老金时间，减轻对养老金制度的压力。但根源还在于提高供给能力，如实现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调剂，解决区域养老金压力不平衡问题。
同时，还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优化制度设计，扩大参保覆盖面等。通过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适应退休年龄改革的需要。
宋健同时强调，没有全国统一的“适当”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应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职业性质和工作贡献，设置合理的养老金水平和退休金替代率。
延迟退休将意味着90后一代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推迟。李佳表示，这需要我们提前做好个人财务的规划，将财务合理、科学、有效地分配给整段人生。同时，通过合理配置资产有效分散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要提高个人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技能，以便分辨投资产品，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宋健表示，个人首先要做好教育和职业规划，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开启职业生涯的年龄也越来越晚。信息时代劳动力市场也发生巨大变化，灵活就业等多业态不断涌现。教育层次、就业方式、单位性质、工作年限、薪资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养老金发放方式和待遇，个人应有所了解。
“个人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度过我们的周期性人生。”李佳表示，每个个体都需要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是长寿时代和C型人生（Cycles，即周期）的来临。“人生不再是过往那样出生、成长、学习、工作、退休。未来，我们可以在任何人生周期不断学习、进步，开始新的工作。这将是人生的常态，而不应当做问题。”
李佳指出，当前，很多人虽然还未步入老龄，但已经无法适应电子支付、手机打车等新生活方式，止步于数字鸿沟面前，享受不到新科技带来的便利。必须看到，随着寿命的提升，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第三人生”——一个长达20年以上的老龄期。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代同步，才能有更美好的老年生活。
“此外，还需要做好经济、身体和心理准备。”宋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长寿时代史无前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本文刊于2024年8月19日《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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