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大队长常凯申同志，对“公知”鼻祖胡适，有如下精彩的、权威的、一针见血的点评：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蒋介石日记》)
哈!
蒋公不愧是蒋公。反动派头子，到底还是比反动派走狗高明了点儿。
以蒋公这些概括来看，当今汪芳之流，全面地、完美地、创造性地继承了胡适“文化买办”的特点和风格。
从胡适到汪芳，中国右翼公知的百年大撒泼。
01.“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这是从本质方面来讲的，是一条总的概括。
汪芳之流，干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事业”呢?
无非，是充当外国(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或说帝国主义者，以及国内近几十年来新形成的或官或民的资产阶级的走狗。
注意：不但是“走狗”，而且是“双重”走狗。
内、外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与中国人民决不一致。汪芳之流作为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代表和打手，总的事业，就是全面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否定伟大新中国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引诱中国人民全面抛弃毛泽东留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精神遗产，全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扮演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附庸国的角色。
按汪芳之流的方案，中国人民，就要全面地、公开地、更加无可挽回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中国就要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唯唯诺诺，像日韩那样当小弟。
02.“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自私而无道义”“无道义，无人格”“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
胡适、汪芳这帮人，从人格上看，是资产阶级基于其自私自利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哲学的忠实践行者，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个人之名、个人之利，完全可以不顾事实、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或者说，他们，就没有人格。他们是道德虚无主义者。
历史虚无主义者、事实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首先是道德虚无主义者。
蒋公所谓“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者，即“无人格”之谓也。
汪芳炮制出来的《武汉日记》，特别是其中“满地无主手机”这样的“典型情节”，就是罔顾事实、哗众取宠的最好表现。一直闹到美国那边“满房间无主iPad”有图有真相，一直闹到现在，她汪芳，还是拿不出“满地无主手机”的真图来……
唉，汪大娘啊汪大娘!我们与你的分歧，往小了说，不就是一张照片的事嘛?!至于这么撒泼打滚，大丢“文化人”的体面吗??得小失大哟。
03.“徒恃外势而无国法”“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并且，胡适、汪芳之流为了私利，为了成名，为了获宠于帝国主义西方，是根本不顾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是可以当汪精卫的。老百姓大骂汪芳是“文化汉奸”，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当年胡适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的情况下，比蒋公还软：屡屡“劝和”，是所谓“低调俱乐部”，即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批判的，持“亡国论”见解的那一帮子人的一员。离货真价实的投降派大概不到50米，或者说是投降派的预备军吧。
然而胡适出使美国以后，又怎么样呢?于民族抗战，又有何“贡献”??
蒋公对此做了权威的说明：“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看清楚了没?胡适在美国，除了“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
而今天的汪芳之流，也同样是媚外的。
他们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就是拼命争得西方嘉奖，拼命从洋大人那里领“良民证”——上个什么国际“主流”媒体，进个什么“排行榜”，拿个什么“国际大奖”，以此证明他们和他们作品的“价值”。至于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民，是不是对国家民族有价值，他们是根本不管的。在他们眼里，洋爹的价值才是价值，洋爹的肯定才是肯定;“中国人民”，则是一帮尚待“启蒙”的野蛮人，是根本没有资格评判，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喜欢”或“不喜欢”他们的大作的。
04.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
的确，无论胡适还是汪芳，都是喜欢大讲美国牌的“自由民主”的，都是喜欢在中国人民面前兜售那一套“普世宝贝”的。
然而，一旦中国人民自己掌握了“自由民主”，比方说对她汪芳行使一下“批评自由”的权利，她就一触即跳，破口大骂，什么“极左”“战狼”“粉红”“五毛”的帽子就一顶接一顶地朝着人民这边飞过来了。
这个作风，也是遗传自胡适。
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说：“在台湾，胡适呼吁要新闻界更大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他揶揄引用了报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
1954年6月13日，原台湾省政府主席、保安司令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告诉美国人说：
“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30至40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
对此，爱“自由”的胡适，是怎么办的呢?
胡博士写信批评吴国桢，还立即炮制了一篇可为千古模范的洗地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该文为蒋公大唱赞歌，借一位旅台美国人之口渲染台湾的“自由”：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
而在一年之前，胡适刚刚在日记里写道：
““我(给蒋公)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
有人说，胡适写那篇洗地文，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之一。我们则不这样认为。我们说：这样一个举动，恰恰是胡博士人生最精彩的一笔，恰恰反映了胡适之类“自由主义”者在自由、民主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
看来，他胡适维护的，确实是他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人人平等的、人民大众普遍可用的“自由”。
其原因，就是胡适、汪芳这种“文化精英”，都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且耻于与群众为伍的，看不起群众的“高端人群”。正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人民的位置，所以，他们才拥护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反对人民的真正的“民主”“自由”——比如，批判他们的“思想民主”和“言论自由”。
他们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彻底拥护者，而是阻碍实现劳动人民的最广泛、最充分、最真实的全过程“自由民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精英专政的拥护者。
———
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他光辉的反帝文献《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提到了胡博士的大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汪芳之流，就是内外帝国主义者，在当代条件下在中国扶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胡适等始祖级“公知”的当然继承者。
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亲资、亲美、反共、反人民的，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真正的障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当然要认清汪芳之流的真面目，并在思想上舆论上跟他们坚决作斗争，直至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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