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果背后的官员不少，但并不是今天标准下的那么牛逼哄哄，有点被媒体吹了说实话。“一手遮天”云云属实夸大，不过也理解要给打黑除恶竖个典型。
那个年代的治安几近无治安、检法几近无检法，特别是昆明那种边陲，可以说是90年代特色。
其长期根源是1979年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同时，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
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并硬着头皮、打自己脸得重新正面宣传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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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城市安置知青的问题，那时候还提出“大城市学上海，小城市学常州”的口号，就是为解决知青在城市的安置难题，什么“父母提前退休、儿女提前接班”的封建之事也在国企内大面积出现。
至于到了90年代末将国企解体瓦解时，已不会有人愿意去追溯这些根因，只知道大快朵颐得鲸吞国有资产。
以上是黑社会产生的长期根源，而短期根源则是80年代中后期的军队改革。
黑恶现象，无疑是军改的附加品。
一方面，“军队要忍耐+军队可以经商”使得原本吃皇粮的制服机构无限下沉，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另一方面，百万大裁军轰轰烈烈，可是却又并未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造就了难以计数流入社会的“兵痞”，成为了各个地方黑恶势力崛起的组成人员。
那一时期，基层警事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几乎“社会化”。
官方警力一旦社会化，最直接恶果就是警黑勾结。
派出所、公安局沦为了黑势力的保护伞、“铁哥们”，从而使得黑社会不但时隔四十年在华夏大地死灰复燃，并各拥地头、相继做大，让90年代彻底成了“黑色年代”。
像孔庆东老师生动描述的：“百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黄赌毒在中国死而复生，其背后都是黑社会。
在任何国家，有黄赌毒都必然有黑。黑，永远是控制黄赌毒的幕后boss。
90年代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沈阳为典型)、华北地区(以石家庄为典型)、西南地区(以昆明为典型)，某些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甚至与当地官方平起平坐。外地调来的领导干部初来乍到，还得去给当地的地头蛇“拜码头”，否则“日后工作不好开展”……
包括遇到些棘手的事儿，穿警服的“不好出面，不好处理”，还得去“麻烦”黑势力“帮个忙”，所谓“以黑治黑”。
哈尔滨的乔四就是其中翘楚，算是玩的比较早的“初代boss”了，一开始就是靠着帮民警“暴力强拆”、“拔钉子”，开启创业之路。
这些都是90年代基层治理的形态，党组织荡然无存，治安极度混乱。还是说拿乔四举例，连哈尔滨的派出所公安局的传呼机、吉普车、办公桌椅，乔四爷都包了，这黑社会还怎么治?
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被迫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可见一斑。
在90年代做生意，就是靠比拼谁更“狠”、更“会玩”、更“有人”，只有规矩，没有规则。
像孙小果这种，以他后爹和他妈的职务，花点钱改年龄出狱之类，其实并不算难事。
之所以今天重点宣传他，主要是这孙子涉及明目张胆的官场勾结、腐败庇护，而且此人过于变态恶劣，在昆明黑道各种“常规的”黑恶淫乱手段不说，还喜欢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宫廷酷刑”当众折磨小姐和马仔，在昆明的气焰太嚣张。
要非说昆明黑道的牛逼人物，镇雄帮和东北帮才是最拉风的，以及四川帮(蒋家田)、洪兴帮(被香港电影洗脑)等昆明帮派，包括利用美色连睡两个黑老大(候连喜、杨炯明)和一位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昆明地下武则天”徐福英，共同组成了90年代的昆明社会秩序。
昆明这个地方，确实是研究黑社会问题的绝佳案地。一直到2001年李嘉廷落马、然后2003年严打黑恶势力，才算消停下来。
黑钱色，这是自古以来三个“干政效率”最高的民间工具，后两者「钱色」是诱惑，而前者「黑」则是依托。
权力依托黑恶去做一些权力无法明做的事，黑恶则反过来依附权力拿到无法通过白道获取的利益。
“黑社会干政”，这是各种腐败类型里尤为损伤政治能量、颠覆我党形象的腐化形式。
回看历史，我党我军当年在解放事业中俘获民心的一大显著之举，就是砸碎剿灭一切旧制基层自治武装，将老百姓从地方宗族武装、前朝余匪武装的黑暗统治中拯救出来，全部纳入到党的治安体系内。
多少老一辈人提到共产党、解放军和毛主席，除了“让我吃饱饭、不再饿肚子”，另一个功绩和恩情就是“让我不再受欺负、不再挨打、不再被抢儿抢女”。
这个“受欺负”，就是中共建政之前数不尽的地方黑社会武装势力。
黑恶的种子在80年代被种下，可以说荼毒至今。
比如这两天的热点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再比如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和高利贷市场的“四川王”刘汉，再比如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的“内蒙王”郭全生，再比如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的“山西王”陈鸿志……
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大树不倒，猢狲长吠;大树若坍，猢狲则散。
像有“沈河王”(沈河为沈阳市一区)之称的李俊岩，1999年被擒并被判处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阳官场大地震“慕马案”，这也导致了相传打了刘德华一巴掌的“沈阳王”刘涌的后续倒下。
黑道事交给黑道办，这种治理思维至今还是存在。
过去很多年，城市资本大举下乡，全国各县城大兴土木搞房地产和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在碰到诸如征地拆迁问题时，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其背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碰这个雷。
怎么办呢?很简单：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比如2010年的大连道由家村，比如2012年的山西朔州，比如2014年的山东五莲县……
至于欠薪欠款、还对讨要者动辄殴打，对于曾经各地涉黑的企业更是“常规操作”了。
比如南昌讨薪不成反被威胁的农民工张桂生，比如云南省巧家县双河村被骗400亩土地反被黑社会殴打的村民们(和《人民名义》中大风厂事件如出一辙)，比如河南小庄村被侵占生产楼反被黑社会头目李含富征收保护费+围殴暴打的向阳生……
2016年，山西晋城曾一篇传遍全国的热文：《黑老大出狱：120人迎接放炮，现场有20路虎30奔驰》……
数不胜数，让人脊寒齿冷。
还记得去年的独山县地方债事件吧，独山县也有个“黑老大”，刘东旺，是湘资入黔的代表人物，贵州省湖南商会会长，掌握着湖南贵州两省广泛的金融资源和文旅项目开发渠道。
早年，贵州曾出现“贵州湖南商会”和“贵州湖南企业联合会”两块牌子，权力之争白热化，最终也是刘东旺通过黑色势力实现了黔湘商会在贵州的一家独大。
独山县400亿巨债中有多少是经他双手之腾挪、送到潘书记的财政账户，官方至今没有公示。
独山县耗资56.5亿的“盘古庄”和耗资8亿的“七十二行”，这两个祭坛式、江湖气十足的超大型风水景观，都是刘东旺献给潘书记的大礼。
盘古庄项目由贵州湘企集团即“贵州湖南商会”打造，刘东旺正是黔湘商会会长，同时联合开发商“独山县盘古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一“贵州湘企粮油商贸城集团有限公司”，其控股人石连芬，又是七十二行项目开发商“贵州省三都县七十二行北京路商业街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刘东旺在贵州牵扯案件达50起，多是与各类建材公司的纠纷，如贵州佳合天成道路材料、贵州旭永能源、独山县顺发建筑设备租赁部等。
其运用暴力手段开展项目的事件在贵州、尤其是独山县早非异闻，但直到潘书记垮台，这位刘老板才被生擒活捉。
在官方判文中对刘东旺是这么写的：“在独山县百泉镇和麻万镇以及省内外金融机构实施妨害公务、敲诈勒索、故意伤害、行贿、聚众冲击国家机关、骗取贷款、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等刑事案件12类17起，多次实施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造成3名受害人轻伤，另打伤多名讨薪、讨债人员。”
从建材地产到金融信贷，二十年间黑社会的“业务”倒是也在进阶和扩展……
整整二十年前，2001年的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开幕，长者发表重要讲话，对开展新一轮“打黑”提出明确要求。会后，再次开展了以综合整治为目的的全国打黑整治斗争。
配合着长者领导的停止军队经商和灭轮运动，社会风气开始有了好转
回看历史，实在太多的触目惊心、太多的难以置信。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远，决不可再重蹈覆辙。
打黑除恶的本质是割除政治肌体的腐瘤，这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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