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河北金师傅因为“车载监管设备”掉线而被处以2000元的罚款，在事发之后就直接购买农药服毒自杀，他死后其银行账户上只剩下了6000多元。开大货车收入虽然不算很低，但考虑到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压力可想而知。
请注意我使用的词是“车载监管设备掉线”，而不是“北斗掉线”。北斗只是一个免费的导航卫星系统，它不可能掉线。就像我们的手机里很多都用的北斗系统，平时打车导航很好用，你拿华为手机北斗信号不会掉线，但你用山寨机恐怕就会时断时续了，掉线的是手机本身而不是卫星。同样，这一次的卫星信号掉线也是大货车司机使用的车载监管设备本身存在问题。当然，也有人做技术分析说大货车司机只是续了费，但故意没有连接信号。不管这件事最终技术调查结果如何，本文要说的核心重点不在这里，本文着重阐述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成本转移问题。
何为成本转移?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有成本的，成本不会因为治理而消失，只会不断转移。正如“永动机”不可能发明出来一样，成本也永远不会消失，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治理行为最终都是需要有人买单的。
很少有人知道，开大货车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暴利的行业，大货一响，黄金万两。家里有几辆大货车，那可就是十里八乡响当当的致富能手。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粗放式管理的时代，大货车超载和疲劳驾驶情况非常之多，甚至多到令人发指，为什么大货车都愿意多装多载呢?因为超重和超速以及疲劳驾驶带来的全部都是利润。
然而在道路安全治理较为松懈的年代，这个成本依然是有人承担的，当时承担成本的不是大货车司机，而是普通人。中国每年车祸死亡高达10万人，是的没错，是每年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中国新冠疫疾死亡人数的多少倍，在这些死亡事故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和大货车有关。很多普通车主都在网上吐槽过大货车=大祸车，基本上重大和特别重大的交通事故都与大货车有关，更严谨一点说很多都是和大货车超重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有关。
台州运油管的货车飞出爆炸，直接炸平路边好几个居民楼，现场比导弹袭击之后的战场还要悲凉，幸亏事发时是白天，楼里的人大多外出打工，不然伤亡数字将会非常恐怖。还记得无锡高架桥被压塌不?桥下无辜路过的行人和家用小轿车瞬间被车体和桥体砸成肉泥，非常凄惨。每年这样死去的行人和车主多达10万人，这还不算因此致伤致残的无数起悲剧案例。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因此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早已提上议事日程，最终国家管理部门决定所有上路的大货车都必须加装“车载监管设备”，这套设备设计非常智能，可以随时监控大货车上路运营状况，不允许超重超载超速，不允许连续4小时疲劳驾驶，24小时内总驾驶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否则一律监控记录在案，并予以重罚。
乱世用重典，其实比起在每一次大货车引发恐怖交通事故的新闻背后，网友们纷纷留言要求对大货车超重超载入刑的呼声相比起来，千元罚款并算不上是多重的处罚。百十元罚款无关痛痒，入刑更是灭顶之灾，只有千元级的罚款才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网上司机在询问如何逃避监管
但问题是，“车载监管设备”强制安装之后，新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有一部分遵纪守法的货车司机直接就不干了，为什么?因为过去粗放式管理时代，在车老板的利润压榨下，货车司机作为弱势群体只能靠超重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来赚钱，毕竟大多数司机都是帮别人开车或者贷款买车，他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打工者而并非车老板。而一旦安装了这个“车载监管设备”，就不能超重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了，这就等于不能赚到钱了，于是干脆转行洗手不干。
另外一部分车主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无法转行的，只能偷偷关掉“车载监管设备”或在其掉线之后故意不去重新连接，以继续实现超重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的目的。但这样一来，风险和成本又转移回到了路上的行人和家用轿车甚至是公交车乘坐者身上，只要一出事行人、小轿车和公交车乘客都是非死即残，要多惨有多惨。
所以大家发现问题没有?这其中真正的问题在于，货车司机的议价能力太差了，他们既无法左右国家监管政策出台，也无法逃避车老板的压榨，车老板可不管国家监管政策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他们该赚的钱一分钱也不想少赚，甚至还有很多“车载监管设备”监控企业趁机赚钱，不仅简单的设备要卖出数千元高价不说，质量还不可靠，经常掉线，更有些地方还要收取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设备使用培训费”!
综合来看，在重罚之下，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情况有所好转，这两年来，中国因车祸死亡的人数正在陆续下降，治理成果开始初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然而本该由路政管理部门、车老板承担的治理成本却大都甩到了货车司机身上。按理说，这种监督设备要华为这种公司做个好用又实惠的，最多几百块还不用复杂操作，不能逃避关机。这样，岂不美哉?按理说，司机使用设备就算路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培训，也不应该借此强制收取培训费，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本身就是路政部门的责任，凭啥还要收钱呢?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大事，不是赚钱的机会!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往往没有“按理说”，只有“按实力说”;在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这一块，群众老百姓是受益者，基数庞大，有一定话语权;车老板和资本优势，也有话语权;路政是政府管理权威部门，同样具备话语权;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开车的货车司机自然就成为了最没有话语权和议价能力的人群，所以全部的成本就一股脑地推给他们了。
2000元罚款是击垮河北金师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显然没有转行的能力，面对多方压力和利润空间挤压，他已经毫无办法，作为货车司机的收益正在不断下跌，从他那仅剩6000元的银行卡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很显然治理成本的转移才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措施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大货车的危险性和治理必要性所有人都能理解，只是在治理成本这一块，更多的应该由政府管理部门、车老板、贷款金融机构来承担，而最终不应该让同样是弱势群体的货车司机扛下所有。
他们真的扛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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