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篇读者来稿，是对前段时间我们选登的一篇读者来稿的回应，作者针对前段时间投稿读者的困惑，进行了分析和鼓励，佐伊欢迎大家来信来稿，谈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正文
亲爱的同志您好：
看了您写给“赤色星灵佐伊”的信，能感觉到您的真诚思考，假如世界上的青年都是这样去思考，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不会如现在这样的寒冷。
当代的青年学生，不单单承受着繁重的学业，而且还面临你说的复杂的校园生活，还有家庭生活。校园生活，只是复杂社会生活的一个训练基地。你在学校里所感到厌恶的“三座大山”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也是教练队伍为了维持队伍管理的基础，如果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实行这一套教育办法，那么他们早就散伙了。
我们任何人感受到的各种恶心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时刻发生着，学校里感受最深的当然要数学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成了顺顺当当的听话学生，一部分又成了特立独行的学生，而那些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学生，就会陷入长久的纠结状态，这也可能是造成这些青年行短见的一个方面。而同志您，也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
学校的生活，或者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这样难以让有志青年接受，但是用武侠片中的话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在面对这种种现实的生活时，一方面和我们所学习到的理论相冲突，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生活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选择逃避，或者自认为我们比起周围的人来说是一个异类（或认为自己高出一个层次），而应该从实际情况去看，我们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理念或者一种思想来当作我们生活追求的一个乐土，我们应该融入到这痛苦而厌恶的生活中去。我们的这种融入却完全不不同于前面讲的那种顺顺当当的听话学生，我们是要做一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融入者，而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思考我们应该用何种方法去击破这种厌恶而陈旧的教育系统，正如你所说，五十多年前的马尾巴功能现在还在讲。这种马尾巴如何割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要割掉这样的马尾巴，我们必须要去经历这种炼狱的洗礼。
我们在学校，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在名称上或者在形式上你所想参加的社团，同时也应该向老师请教各种你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换句话说，在青年学生的阶段，我们应该去领教这些鞭子抽打在我们身上和心上的痛苦与耻辱，这对我们的意志品质以及各种能力的锻炼是有帮助的。就像毛教员当时深入安源煤矿里和工友们打成一片。
如果我们明白了教练队伍的种种招数以及他们的各种套路，这对我们提高自己的认识是有极大帮助的，我们应该像那些有良心的记者卧底在黑心工厂里面一样，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利用一切的机会去弄清楚他们的运行规律。
同时，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或者思想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向人们揭示了社会运行的规律，那么我们更应该以千百倍于以往的努力去完成我们的学业，提高自己的能力，纵然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应该极为努力的在任何一个地方开辟无产者的战场，挖下无产者战斗的战壕，修建无产者的堡垒。
我们青年人怕什么呢？什么都不怕！我们有的是力气和精力。我们不应该害怕完成那些学业，去完成他们交给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肩膀还很稚嫩，我们的拳头还很松软，我们应该将这些任务当作一种锻炼。当他们在赞赏我们定期或者超额完成任务时，我们的肩膀和拳头也坚硬了，我们在奴隶们中间也有了威信，我们并不是奴隶主宣扬的那样，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在有所觉悟的青年同志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既然我们不认同，我们为什么还要尽量的完成他们交给我们的任务呢？在道德上，在思想上，在行为上，是很难接受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应该是当代的伯夷、叔齐，而应该是当代的越王勾践。如果我们连学校那一点耻辱都无法忍受，又怎么能够忍受社会上那严酷于此千万倍的耻辱呢？我们在道德的选择上，也不应该以一种先选择了的原则去支配我们的行为，而是应该让我们的行为和原则去服务于无产者解放的实际运动。
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地方的农村人比较迷信，凡是死人用过的东西，就不能去碰，碰了就比较晦气。我们的部分青年同志也会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何不将只能讲马尾巴功能的学校及其陈旧的一切视为“死人”呢？死人用过的东西，我们还要尽可能去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死人，也还是要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中说：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这样看来，在学校的学生会的斗争中也是一种十分正常的，这种斗争也是一种训练，应该在这种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斗争本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去粗存精。我们绝对不能落入儒家的那种腐朽观念自命清高，当世外高人。斗争的目的不同，所运用的手段也不同。在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反动政府蓄意挑起内战，与共产党进行的武装回应，同样是运用战争的手段，但是无产者的解放战争是为了无产者的解放，而资产阶级则是为了把镣铐给无产者带上。这其中的一系列的斗争手段有些地方是相同的，有些地方则是不同的，无产者要想获得解放，斗争手段断不可机械僵化。但是如果，连斗争都采取回避及不屑一顾的道德鄙视，那么反动派的灰尘则不会自己跑掉。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选学生会主席，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自己要当学生会主席，我们的目的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能够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同学，但是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的认为当学生会主席就是当官，就是应该被鄙视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在复杂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呢？岂不是将我们本应该获得阵地拱手让给那些实际上为虎作伥侵吞同学们权益的人吗？
如果克服了类似上面的几个问题，那么在学校又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呢？又在学校又有什么可以被孤立的呢？或者成为什么异类呢？想一想杨子荣，想一想那些真实的活生生的革命前辈，他们绝对不是封建卫道士笔下的神话人物，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未来生活，是不是也和芸芸众生一样呢？都会结婚生子到最后老去，是不是也可能会选择考研、保研、或者成为奴隶主的教练队伍中的一员呢？我想在外在的形式上，是会这样的。如果无产者革命不是为了人类繁衍生息得更好，那么无产者的追求岂不是跟那些邪教分子没有区别吗？青年同志难道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吗？是谁又给马克思主义者定下了世俗与神圣生活的划分标准呢？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呢?我想，不能这样去想，我们不能在自己都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却严格要求别的奴隶成为自己理想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将自己定位为给众人带来福音的传教士，而应该将自己和众人一样看作一个想要解放而正在解放路上的奴隶。
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无产阶级的运动不是那么一小部分人以某种神力解放众人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渺小是值得原谅的。同时，如果我们能够融入到一切的社会生活中去，融入到我们同学的那种被称为“很低级趣味”中去，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不会太少，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成为苦闷的孤岛。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群众迸发的生机是何其壮丽，正如你所说他们被逼着去“自学”。马克思曾经这样形容伟大的群众，他们无论身处何等的苦难境地，他们看到有鲜花的地方，就会停下脚步在鲜花的周围跳舞。
所以，纵然学校的同学们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他们任然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有趣，那样的有才，而非那样的无聊枯燥，反而是那些教练，他们表现出的老气横秋让人十分厌恶。
如果我们想明白了自己未来应该怎样去做，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在我们的交往中得到传播，这不光是对我们的同学们，也对我们的老师们都将受到感染。这种现实的生活而非那种虚幻的凭借自己大脑的想象的生活，会使我们活得多姿多彩，也将在生活中真正传播我们所热爱的马克思主义，也将用更丰富的现实材料去验证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伟力。
当我们改变了思路，不是以原则为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诸如未来的工作、结婚生子、找对象这样的事情都将不再是难题。
如果我们运用我们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去热爱生活，那么我们将会用我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去感染我们周围的人，去传播这样的进步思想，那么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大呢？举个例子，你在学校以你某方面的才华认识了一些朋友，比如你是轮滑协会的一个好手，那么同学们难道不会因佩服你的轮滑技术，而和你交朋友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常聊天，在聊天中，就将你的思想和志向传递出去，这不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吗？另外你提到考研的事情，未必都去考马哲的研究生，经济专业的研究生也需要考，马克思研究资本的时候，也读了大量的前人的知识，如果对那些错误的知识进行否定，不也是为无产者解放做贡献吗？
诸如打游戏等活动，也未必就是所谓的低级趣味，如果自己能把握好度，那么偶尔和同学们玩一下，也是一种好的交往方式，总之不能将自己看得很高，将普通群众看得很低。又如您提到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我以为这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的爱情，只不过通过文学家的演绎形成了某种经典。他们二人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个人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的身上都可以找见，并不是那种特别抽象的爱情，如果您陷入这种模范式的爱情观念中，那么在现实的爱情上，您将会陷入迷茫。
致以同志的问候！
廿中一
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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