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晓明，好像还是2014年的春天——应该就是眼下这个时节。
那时他刚从欧洲回来。坐了一个半小时地铁从城里赶到苏庄，在翠柳大街的一个饭馆，二楼。我和他，还有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三个人喝酒、聊天，从中午一直到将近傍晚。
具体聊了什么也都忘了，只记得初次见面，晓明装的很儒雅。
说他“装”，是因为他说自己不抽烟——曾经抽，但已经戒了。
还说平时很少喝酒，但看我们两人吞云吐雾，大碗喝酒——“那就陪你们喝一点点啤酒吧”——似乎是为了照顾我们两个，他倒显得很勉为其难的样子。
当然后来熟悉以后就知道了，我们见面那天他只不过是刚刚下了戒烟的决心而已，哪里是什么“已经戒了”！而且此后没几天就死灰复燃，从羞羞答答地抽一根，到卷土重来完全“复辟”，虽然比不过我一天三包，但一天抽一包的烟瘾也是有的。同居苏庄后，他还隔三差五总能给我们带回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烟，雪茄，土制的云南烟丝，手卷的新疆莫合烟……
而且他也不是不喝酒，白的啤的红的洋的都能干。苏庄最能喝、最有名的酒鬼老杨，他也能给陪喝睡。只不过他喝酒有分寸，一般不过量。不像我们这些人，一喝，就喝到第二天起不了床、垂头丧气啥也干不成的地步。
晓明是典型的上海“土著”。但第一次见面却会误认他是北方人——中等身材，粗实壮硕，一脸的络腮胡子，走起路赳赳有力，哪里有印象中上海人的秀气！不过时间久了会发现，他为人谦和礼貌，做事细腻周到——比方说，跟朋友见面，他总会给你带上一件礼物。或是一瓶酒，或是一盒精美的点心，或是一包小孩子喜欢的巧克力……按现在网络流行语来说，极为暖心——确实是骨子里的上海人。
记得那回他给我们带了一瓶伏特加。说是在莫斯科转乘时，在机场免税店里买的。不过我们那天喝的二锅头和燕京啤酒，伏特加就留下了。在苏庄办公室放了好久，后来不知道便宜谁了，反正我是没喝到。
我们见面之前，其实在网上早有交流，至少文章相互看过，彼此的观点都知晓。虽然都是左派，但他自称托派，我被称毛派，还好都不狭隘，还能做到相互包容。但毕竟是初次见面，都有些客客气气、避免观点碰撞的意思，所以聊的应该也不是什么正事儿。好像是听他讲欧洲游历的趣闻比较多一点。
他大学是在上海理工，学的物流专业。毕业干了几年相关工作后，2001年去英国留学，在普利茅斯大学拿了一个商务管理硕士的学位。然后一边打工，一边游学。踩着马克思当年流亡的脚印在欧洲转了一圈，也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曾经参加过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当然回国之前早就退出了。但借此机会实际参与了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撰写文章批判资本主义——悲哀的是，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没给他惹来麻烦，但在若干年后的社会主义国度内，可能却成了让他失去自由的罪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在晓明身上得到了极好体现。欧洲十几年，他确实把那些国家都转遍了——基本靠逃票。
为何要逃票呢？
当然是为省钱。
但更重要的，他当时讲出了一番我从未听过的理论。
晓明说，逃票是欧洲左派司空见惯、并引以为荣的行为。因为公共交通本来就有公益属性，应该是免费提供的全民福利。但是却被资产阶级垄断成为剥削手段。所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逃票是对资本主义现行秩序表达不满的直接方式。我既然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就要学会理直气壮地逃避剥削，更要从挑战其基本秩序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在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发动一场革命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最好的，当然是从逃票做起！
真是听君一席话，不但把我从小受教育就认为是不文明、不道德的逃票给说得如此义正辞严、清新脱俗，且又感觉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令我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趸无可辩驳。
于是我向晓明进一步请教了他在欧洲逃票的各种方法，最后通过综合对比，认为其中一种较为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考虑在现实中尝试——不久后，也就是那次我从北京回郑州，特意选择了高铁——以前我可舍不得，通常都是物美价廉的绿皮硬卧。但那次毅然乘坐高铁，且按照晓明教授的方法成功尝试！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跟认识晓明的年轻人们讲起过这个故事。认为这堪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晓明传播到中国后，由我亲自操刀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了。
后来他就加入了红色参考编辑部。与我们在苏庄同居一室，一直到2018年回上海。
在北京的四年里，他主要是在北大马院做代课老师。我记得最多时候他同时讲四门课。从英语，到国际金融，到财务管理，另外一样是不是政治我都忘了，反正跨界跨到你不可想象。但人家就能讲下来，而且据他学生评价，还颇受欢迎——不得不承认，我这哥们儿，也算一神人。
我现在有些遗憾的就是，当年去北大找他那么多次，都是在外面等他下课了急匆匆去新疆馆子喝酒。怎么就没想起来，去听一听晓明讲课？不知道平时轻声细语、即便吵架也不高腔的这位上海人，在北大课堂上，究竟是什么风采？
晓明除了在北大讲课，还通常会给人翻译文章挣点外快。也会给一些左翼网站撰写时评——比如说那时有个破土网，还会给稿费的。虽然不多，但也常常成为请大家喝酒的由头。当然在我们红色参考编辑部兼职是没有报酬的，其实大家都是志愿者，都没人给发工资，还要从别处挣了钱往这边倒贴。但也干的兴致盎然，乐此不疲。
记得刚入编辑部，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怀仁堂事变——这不是政变又是什么？》。刊发于红色参考2014年第8期。
具体内容我就不在此叙述了。懂的一看标题自然懂——肯定都是敏感词了。这应该是造反派之外，第一次有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作出如此明确之评价。文章刊出后反应强烈，晓明当时用的笔名是“赤旗”——文革老人戚本禹专门通过编辑部联系作者，给他发四字短信——“赤旗飞扬”！
戚老本来就是《红色参考》的读者和顾问，一直关心我们成长。
他居住上海。从此之后，晓明每回上海，都会代表我们去看望老人。2015年春节，他还与戚老作了一次访谈。在这个访谈里，戚本禹表达了对未来的预判，对我们的期望……
一年后，戚老去世。
很遗憾，因为众所周知的限制，我没能去上海送别老人。当时由晓明代表编辑部以“亲友身份”赶赴现场，我在后方根据他的照片撰文悼念——那应该是我俩配合最为成功的一次。通过我们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知晓了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的离去；知晓了有一种坚守，真的叫作，至死不渝。
有必要说到的是，当时以红色参考编辑部名义敬献的挽联曾引发关注。
“生亦文，死亦文，禹心本有后继；成也史，败也史，同志何须悲戚!”
——包括戚老亲人在内，都对此联高度赞许。认为最恰如其分概括了戚老的一生。甚至一年后戚老骨灰入土为安时，家人曾想将其刻在墓碑上——当然后来未被允许，有关方面只是同意刻了六个字——就是戚老夫妇的名字。
好多人都认为这挽联出自我的手笔。其实不是。
这是晓明写的，我只是改动了其中一字。
——我至今也不太能理解，像晓明这样一个深受现代教育、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怎么还有如此深厚之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积淀？
戚老是2016年4月20日去世的。一年后，我与编辑部另外一位同志尚恺赶去上海，与晓明汇合，一起为戚老骨灰安葬致祭。
巧的是，第二天4月21日，是晓明生日。当时我们约定，每年此时，都要在上海见面，一为戚老死，一为晓明生。我与他开玩笑，你是转世灵童……
晓明留给我的印象，当然并不止这些。
2015年太原有个人扼死讨薪女工周秀云，他曾愤起声讨，引发多个群体响应。
2018年初，他因健康原因已辞去北大教职要回上海了，临行前恰好有北大学生找来苏庄求助，他仍然义无反顾，参与编辑部发起声援“八青年”……
他关心学生，提携后进。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更热心。当然也可能正是因此才令他失去了自由。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19年3月20日深夜，在郑州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接到他的电话，明显感觉，他在那头为青年们的步伐担忧。
他提醒我，每天都发朋友圈，互报平安。
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爽约，确实每天都发朋友圈。
但是他却没有。从第二天开始，他就悄无声息。然后第三天，第四天……
然后有南京的朋友找我，说当地有关部门打听柴老师的下落……真让人感觉黑色幽默！难道连他们都找不到他了吗？
果然，最后确认，就在我们通话的第二天上午，他被南京市国an局以“颠副”监视居住。
据说四个月的监居期间，他曾被连续提审130多次——平均一天1.2次——想象不出这是什么生活！
一直到一年半后，2020年8月14日以“山巅”开庭，又至今，已经多久了？不判，也不放。
三年了呀，整整三年！——在失去自由的1095个日日夜夜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胆结石还没来得及做手术，是否又令他疼到难忍？前些时律师从北京去看他，他不问自己案情，却颇有兴致地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外国文学。他肯定想象不出，直到现在他的名字还是敏感词，我在朋友圈发他一张照片都会被屏蔽——这足够聊《1984》……
我曾去看他年逾八旬的父母，从劝慰，到相对无言，到不忍再去面对……
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我在北京，在苏庄，在曾经畅想未来的地方，不能不想起晓明。
晓明姓柴。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文/陈洪涛，2022年3月21日北京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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