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无产者，再度呼唤共青团 | 记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
青春力量一经觉醒，先进思想一经传播，中华大地便迅速呈现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气象。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
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这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 2022年5月10日，领袖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团的建立
严格来说，团的出现是在1922年5月5日之前。
早在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已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两个月后，27岁的毛泽东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着手筹建团的工作。
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年入团者就有十六人。
再一个月后，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习团为基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
从此，团的影响力开始从上海、长沙、北京三大阵地辐射到广州、武昌、长沙、山西等地。
和党一样，团也是经历过分崩离析甚至解散的。
在青年团发展初期，主义派别众多，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
诸多主义的混杂，在时政见解和行动准则两个层面均常因意见不一而彼此互相冲突。
针对这一情况，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5月宣告解散。
1921年8月，张太雷奉调回国，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工作的指示；同年11月，在党的指导下，青年团工作正式恢复。
次年5月5日，团一大开幕式与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和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宣告了团组织的成型。
自1921年1月13日成为长沙团书记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奏响青春旋律开始，长沙就是团组织吸纳团员的主力据点，仅1921上半年入团者就达到了三十六人。
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曾记述，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工作过程中一直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
为贯彻团一大的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又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部长。
改组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专此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改组情况。
在这封汇报信中，毛泽东特别提到自己的超龄问题。
团一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团员为“15岁到28岁”，超龄为特别团员且只有发言权。
章程还规定：特别团员经所在地方团组织过半数决议认为必要时，并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得有被选举权。
毛泽东在长沙团的改组中超龄依然当选为书记，长沙团组织根据团一大通过的章程附则，经全体表决推其为职员。
作为特别团员的毛泽东，经本地团组织推为职员和具有选举权后，同时还必须经上级组织团中央批准。
所以，毛泽东在给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施存统的信中，在汇报了长沙团的改组情况之后，用“乞示复”和“候复”等词句，请求上级批准同意。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次改名，与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
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
所以，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大会郑重申明：“我们决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进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面目，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发抖！”
2 团的变动
团的再一次改名与组织调整，就是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11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更广泛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党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将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根据各地实际进行改造，使团员成为全国青年和模范。
吸收共青团员入党，没有入党的就成为党的积极分子，这是当时党的扩大组织政策，毛主席要求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培养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
这次改造到1937年底顺利结束。
1937至1946年间，共青团组织实质上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青年团体。
比如在抗日根据地的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包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
抗战胜利结束后，1946年9月，毛主席根据抗战后的革命形势，决定第二次建立团组织，由五大书记之一的弼时同志负责。
两年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在这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青委主要抓了三项工作：开办团校，训练干部，为建团做干部准备；恢复《中国青年》杂志，为建团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起草团章。
同年9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校开班，三个月后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出刊，毛主席亲自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
当年上半年，党在北平连续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全国学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
4月的一天，学联代表们乘车早早来到香山，排好队，等待着最幸福的时刻——当毛主席和朱老总出现大家面前时，“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在山谷。
5月12日，毛主席第二次在香山双清别墅东门外树林里接见了青代会代表。
那一天主席穿上了一身棉布单衣，显得更有精神。代表们则排成长长的两行，夹道欢迎毛主席，一群儿童向毛主席和朱老总敬献鲜花。
随后，毛主席和朱老总缓步依次和两边的同志握手，因后面的同志也纷纷把手伸向主席，很快队伍就变了样儿……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和朱老总登上高台，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乐曲，四名青年托着一面巨大的锦旗献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前。旗上写着十六个大字：“我们向你们学习，在你们的旗帜下前进！”接着，来自东南、西南、华南和台湾省的代表也分别献上锦旗。
最后，朱总司令做了讲话，勉励青年为解放全中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做一个新时代的主人。
再一次的改名，是在建国后的1956年。
1956年5月10日，团中央宣传部发出《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征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团徽、团旗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队徽的工作意见》。
在这份文件中，青年团的名称有了新变化：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但名称的改变还必须要经过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表决。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是团员崇高的理想。
自此，中国共青团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3 苏联共青团的悲哀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三个毋庸置疑的点：
① 团是党的先头后备力量和重要人才梯队，团必须坚持和捍卫党的性质与宗旨，必须主动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光荣革命历史；
② 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解放事业中，团员应当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浴血奋战；
③ 在党遇到内部和外部的「困难」时，团组织与团员应当主动恪守自身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协同人民群众帮助党净化肌体、洗涤灵魂，而绝不可在党已经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倾向时，继续予以盲从、随其继续背离「性质」与「宗旨」。
就历史而言，苏联共青团的惨痛教训就是一道无法忽视的暗影。
2013年，在苏联共青团成立九十五周年时，普京曾代表克里姆林宫向青年组织发去贺信：“共青团不但让俄罗斯青年人得到了人生历练，还收获了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这指的当然不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小资靡靡之音。
这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失去红色意识形态庇护的今日俄罗斯。
苏联共青团在哪里？他早已于1991年随着那个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俄共旗下有一个青年团队，莫斯科的大学生也有一个青年团队，以及俄罗斯还有两个社会青年组织——足足四个团体，都声称自己是苏联共青团的“合法继承人”。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资格去继承那个由俄国青年无产者们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同资产阶级白匪军与纳粹法西斯浴血战斗的伟大共青团。
共青团的团员不是待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听交响乐的，也不是躺在在索契温暖的海滩上喝咖啡的——他们应该是木匠，是工匠，是泥瓦匠，是牧羊人或坦克厂的学徒，是钢铁机房里抱着零件研究一整天的青年工人，亦或是图书馆里思索列宁和斯大林名著的青年理论家。
1918年10月29日，全俄工农青年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苏联共青团成立的日子。
四年后，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先头部队，并为它取了一个雄浑的、历史性的名字：少年先锋队。
那一时期，这帮孩子中的大多数是于战火中入团的，他们一手拿着钢枪或铁锹，一手向着团旗宣誓：誓要打败资产阶级白匪军、誓要建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专政。
一如二十余年后又有一批孩子，他们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基辅……在纳粹的隆隆炮火和四处纷飞的劝降宣传单飘舞之下，加入苏联共青团，跟随党的脚步保卫苏联、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每一位团员青年都要拿起武器，为了祖国，为了荣誉，为了自由与纳粹兵团血战到底！”——这是苏联共青团在1941年8月发出的号召。
莫斯科市二十六万名共青团员走上前线，列宁格勒九成以上共青团员担负起城市围困中的物资运输工作，等待着红军的反攻和纳粹的灭亡。
战后，共青团员继续分布在苏联大地的各个角落中，每年都会有团员背井离乡，去到从未去过的偏远地带建设祖国、传播先进思想、吸纳团员和党员。
1918年时，共青团仅两万人出头，至1985年已达到四千万人。
但是，也正是从1985年这个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年份开始，苏联共青团的人数开始下降。
那一时期，“退团”和“反党”成为了苏联年轻人的新风潮，他们不再热爱党和团的历史、卫国战争的辉煌或祖国制度的伟大，而是向往法兰克福的香肠、东京的汽车、东欧地区死灰复燃的妓院和美国宣传片里沙滩上五颜六色的比基尼。
共青团的官僚们则开始窝在莫斯科整日看电视，不再带领团员下到基层；更让人失语的是，没有人愿意宣读和领会团章，团的刊物上逐渐充斥着美国说唱和一系列颠覆性言论。
随着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共青团不应该是从属关系，而应该是盟友关系”、“共青团的工作方向不应该是共产主义，而应该是人道主义”等惊悚论调的出炉，共青团彻底成了反苏势力的狂欢阵地。
共青团，名字里就有“共产主义”，不信仰共产主义那信仰什么呢？
人道主义，这里的“人”又是什么人？苏联人还是美国人，无产者还是资本家？
曾经作为战斗团体的共青团就这样乱了，萎了，偃旗息鼓了。
团组织的高层中，有的人手里握着苏联的金融，有的人掌握着苏联的旅游产业，有的人在经营饮料，有的人在贩卖国有矿产，有的人在和党内其他蛀虫利用政府外包项目赚钱……
总之，苏联共青团成了走资的营地，“团员”身份成了发财的代名词。
苏联解体之后，垄断俄罗斯国计民生的七大寡头中，有四个曾任共青团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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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天的困惑
共青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所开展的全部工作；
带领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贯彻党管青年原则，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维护和发展全国各族青年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是共青团自诞生之初即确立的方向和目标，但是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往往令人忧虑。
2020年2月17日，共青团中央新媒体曾搞出过一个直到现在还很让我个人觉得犯恶心的操作：
这波操作真的是让人惊奇。
饭圈文化荼毒社会，最终蔓延至上层官僚阶级，甚至团中央也被俘虏，这不得不警惕。
手握数以亿计的团费，肩头是八千多万团员托付的革命使命，在和平年代，团中央更应是亿万新生青年力量的战斗化、先锋化的政治表率。
而不是儿戏舆论、自贱文化、自我糜烂。
此前央视新媒体搞出的“阿中哥哥”就已经惹得天怒人吐，祖国母亲的威严慈祥形象，被饭圈的“爱豆×粉丝”关系取代，以一种暧昧、妖媚的姿态在舆论舞台乱舞。
这股邪风显然刮自海外。
文化领域达二三十年的国门洞开，让那些曾经被国人视为糟粕垃圾的靡靡之音飘飘然登堂入室，“娘炮文化”、“饭圈文化”的背后是西方从未对华停止的奶头乐战略。
娱乐至死的年代，如今手握钢枪的官媒也沦陷，下一步又是如何境地？
更别说毛主席那两首当年点墨挥毫即杀得反动派人心大颤的《沁园春》，岂是这幅搔首弄姿的媚态能肆意篡改胡编的？
想亲民、贴近群众，首先得身正、得保证自己文化先锋队的地位与方向是正确和坚定的——而不是喊你两声“团团”，就真想萌萌哒得“出圈”了。
“团团”，也首先是团组织；而我们是共和国的「公民」，不是“粉丝”。
5 政治失真
文化方向的失序，其本质一定是政治认知的失真。
仅仅一年之后，共青团又一次脱轨：
扶贫是最近四十二年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扶的是1979年之前造成的“贫”？
这样的宣传，真可称数典忘祖。
我只用史实说话。
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
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了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9(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
而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全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即便在被人诟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看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
看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以上所有数据都在1999年官方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清晰可见。
发博不久后，共青团又删了帖，并全网评论管控，真叫人无言。
自己几年前都是公开抱怨过某女买办及其背后资本删你贴文、怼过“资本控制舆论”的，结果自己也行舆论管制行径，真的尴尬。
就在去年“躺平”概念风靡全网时，共青团又出来搅了一波浑水——这次搅浑水算是团团模糊阶级、去阶级化的集大成作：
迫于某些压力，共青团这是不得不亲自下场就“躺平”发声。
它的意图很明显：想爹味十足地教育一番年轻人，扭转一下舆论被动局面。
然而，不出意料地评论区翻了车：
可以看看共青团的那幅海报，它列举的都是什么人：救灾救难的人民子弟兵，风雨无阻的边防戍边战士，舍生忘死的一线抗疫英雄——这些人都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是为集体而拼搏、为人民大众而献身、为最广泛的国家利益而奋斗。
这就牵扯出了一个讨论、也是年轻人纷纷躺平的根源性缘由：我们是在为谁奋斗？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国家集体，还是为了某一个两个的资本家？
前者，叫做“劳动人民身先士卒当家作主”；后者，叫做“被剥削阶层甘为奴役甘为仆狗”。
所谓“宁当国家的一颗螺丝钉，不做资本家的一株韭”。
观察者网马前卒曾有鼓吹：“拒绝加班，无产阶级就和先进生产力分离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它偷换乃至隐藏了“剥削剩余价值”的概念。
说白了，就是无产阶级所谓的“对自己狠一点”，这种“狠一点”所额外创造的利润，归了谁？
是归了身心俱疲（某些肝病肾病现在在996白领阶层中越来越低龄化）的自己，还是归了端坐塔尖、每天只靠着剪息票就能每秒钟净入百万的资本持有人？
那些财阀大佬，在今天已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特征：早已不需要参与劳动，仅仅依靠资本增殖（吃利息、投资分红）就能保持巨额财富的时时增长。
也就是卢梭说的：“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
你被人勒令“拼命奋斗”，可是你在为谁奋斗？
年轻人自我标榜“躺平”，这实为一种无奈。
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事实到来和统治，已经大大地破坏并扫除了一切单纯欲望的本源。
资本，会使劳动发生「异化」，它会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变为“贡献剩余价值的聚集”。
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这就是资本家“996是福报”、“奋斗理所应当”洗脑恶论的来源。
6 再度呼唤
空前弹压的社会阶级现状，以劳资矛盾和房价困境为核心的国家性层级内压，我们始终没有在今天需要共青团站出来时看到他的身影。
这种静默的缺位，让人想起马克·吐温笔下“法国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里的后者。
还是前文我说的那句话：文化方向的失序，其本质一定是政治认知的失真。
像下面这种“非毛化”景观，我真是无话可说。
2022年5月10日，领袖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恰恰引用了毛主席1937年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时说的话：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就历史看，包括前文提及毛主席的部分，共青团的诞生本就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实践。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其在青年毛泽东主持下致力于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同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的道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湘江评论》从创刊宣言到国内外大事述评，所有的文章差不多都由毛泽东一人撰写。
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期间，白天事情很多，写稿常常只能在深夜。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亲自去卖。
正是《湘江评论》的强大理论攻势，在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南范围内优秀青年的聚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当时毛泽东在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在长沙的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
在建团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尤其特别“注重找真同志”，要求“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没有出现因成员复杂、信仰不一而发生波折的问题，一直持续发展。
1920年11月，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团的成立大会，但因陈独秀已经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在1921年1月13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担任了书记。
在1922年到1923年期间，毛泽东还派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民、毛泽覃等到安源、到粤汉铁路工人当中去开展工作，去发展党团组织。
在各地早期团员当中，多半是学生，但是湖南工人团员比较多，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共青团们又是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呢？
至少我个人，时至今日都无法原谅江西共青团，不过他怎么解释（事实上它从未给予解释）。
包括这样叫人脊背生寒的闹剧：
鄙视巴黎公社的侧面，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精英主义秩序与精英主义倾向。
追溯历史而论，一百年前，青年团是由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除个别地区如广东、唐山有较多青年工人加入，多数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因而，如何接近工农群众即如何“群众化”，就成为青年团自诞生就无法回避的问题。
早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一年多，1923年8月，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共青团二大上分析指出：“团的缺点，就是不与群众接近，而又自露色彩太甚，令人望而生畏，今后应训练团员到群众间去。以前的运动太空洞，不合实际生活的要求。希望今后由空想进于实际，注意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而从事于脚踏实地的工作。”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委会又指出：“现在工作大部分是学生运动，此后必需渐次动员全体团员，做普通的平民教育运动，尤其注意乡村，以图扩大与群众接触及宣传之机会，此项运动为目前重要工作之一。”
一百年来，共青团必须始终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必须是以青年无产者的阶级姿态现在广大工农阶级队伍前面的，这到任何时候都不可褪色和变更。
否则，就是步了苏联共青团的后尘。
“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有勇气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
毛主席的话，永远是振聋发聩的。
跋
团，是一个光荣的历史符号，是一个严肃、热烈又激昂的政治团体。
团的意识形态绝不可沦为粉红秩序或资本主义私有制，团的活动绝不可沦为声色犬马的“团建”，团的宣传绝不可沦为消费主义的营地，团的方向绝不可沦为官僚主义体系的一支。
在今天，新形势下的青年无产者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或许只有回溯历史的勇气，才能填固迈向未来的能量。
要记住1922年5月5日团一大的纲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青年团是无产阶级的组织”；
要记住毛主席1939年5月4日在延安的教诲：“‘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要记住习主席2022年5月10日的讲话：“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同广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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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住在八角楼”，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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