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盛产汉奸，所谓汉奸，即背叛本民族、国家向敌人出卖利益的败类。中国的汉奸之多，在世界各民族中非常罕见，历史上的汉奸尤以北宋末年、明朝末年、抗日战争时期为多，公认的汉奸代表人物有秦桧、张邦昌、洪承畴、范文程、吴三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
中国的汉奸现象，有很多分析文章，都各有道理，因为汉奸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决不是仅一个方面的原因所产生的，所以很难用一个原因尽释汉奸产生的社会根源。
以前出现的汉奸不曾少，如果产生的根源不能清除，那么今后汉奸还会产生。类似汉奸这种民族败类，世界其他民族也有，如法国的法奸，韩国的韩奸。中国之所以产生太多的汉奸，必然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有最直接的关系。
有一则新闻说，一个清华女生叫高杏欣，在美国的资助下留学斯坦福大学，后为了一张美国绿卡和个人荣耀，破解了中国且不论是军方的还是民用的卫星导航密码。一个中国人，在本国教育下学有所成的有知识的人，却为荣华富贵而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就是典型的汉奸。又据说她破译的密码是民用方面的，因价值不大，后被美国抛弃，在美国混得很难，在国内的其父也已被处分。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中很有一部分人只要有荣华富贵到手，不论谁给的，就能为了荣华富贵甘当汉奸卖国贼，这是汉奸比较常有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中国是非常悠久和强大的——试说其一根源，那么便是来自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汉奸的盛产也伴随着科举制度而来。在阐述这一结论之前，有必要再往前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
早到黄帝、尧舜时期，因没有可靠的记载，人才选拔制度尚不明，其中的禅让制是君主继承的一种制度，还不能完全代表那时的人才选拔制度。
到东周时，除了世卿世禄外，普通的人才选拔主要靠各国公族、卿士的养士制度，又称门客，有名的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家养门客数千，鸡鸣狗盗之徒各色人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很多，社会人才主要是从门客中发现，如毛遂、蔺相如都出自门客，另外也有不少的游说之士，靠能舌善辩自我推销，象苏秦、张仪等。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延续秦国变法之后的军功晋爵，人才主要来自有功之人。
从西汉到东汉，尊儒学，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下令州郡举茂材、孝廉，察举制度建立，主要是靠地方官对人才的考察和举荐，但因其中错综关系的存在，察举制又为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举荐之人多为名望门第的子弟，不论学问、能力、品质，广大底层贤人能士无从被发现和使用，最后察举制形成了依附于世卿大族的一种官僚体系。如到东汉末，南阳宗资一门，至卿相者三十四人。从东汉末开始出现垄断的门阀制度。
曹魏时期，为打破门阀，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但仍并行察举制，通过察举入仕的下层人士减到了一半，就是说汉末严重起来的门第因素大为下降。九品中正制是将各地人才不论仕与不仕，都按照统一格式以德才贤能分为上中下三等，分为上上到下下共九个品第，最后交由吏部按品第选任。九品中正制不仅统一了标准，也将选拔任免权由地方官手中收归朝廷，但到西晋，其弊端益发显著，德才被忽视，家世越显重要，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直延续到东晋时期，东晋是门阀政治的最盛时期，后因刘裕北府兵等寒族的崛起才受到冲击，但也一直延续到南朝末，直到被隋唐的科举制度彻底取代。
因此说，从东周世卿世禄以及门客、游说之士的人才机制，经秦的军功制，汉朝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兼察举制，这一时期前后有一千多年。这一时期的政权都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和朝政与世卿世禄、豪门大族直接紧密相联，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豪门大族非常非常忠于自己的政权，很少有背叛和出卖自己所在政权的情况，如东晋时期的王家与谢家，尽管王敦叛乱，但其从兄王导则率领全家子侄到阙下向晋元帝请罪，一跪不起表忠。相反，寒门子弟如战国时期游说于各国的说客苏秦、张仪，李斯等，则是哪里重用自己就到哪里效命于谁，唯图功名利禄，表白最著名的是李斯的“仓鼠论”和《谏逐客书》。
从东晋的北府兵开始，流民寒族出身的如刘牢之、刘裕等人以军功走向政治舞台，开始冲击豪门大族把持国家的势力。他们与豪门大族不同的是，他们与国家政权的利益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没有了之前公族豪门与国权的高度一体性，因此寒族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出现了不曾想象的是他们更加自私，再也没有门阀政治时期君主与公族豪门高度一体的关系了，变成了上位的君主为维护君权不惜连宗室之间也相互残杀，可以说皇室宗亲相互残杀最暴虐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也因此成了背叛和出卖并非无德，刘宋时则反了萧道成，萧齐时反了萧衍。
到隋唐，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制是魏晋南北朝之后寒门子弟走上政治舞台的必然，顺应了底层要求，从发展进程上说，科举制也是追求平等的一种机制，有它的进步意义。科举制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的1904年，大约一千三百来年。科举制虽有其利也也同时有其弊，利无需赘言，其弊则少有人提及。分析其弊，最大则是哪里能让我有官做，我就效命于哪里，这与战国时期底层人士游走于列国之间间只为追求显达是很相似的。
隋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因是其上升时期，表现更多的是其利和进步的一面，为国家选拔了很多贤德高尚、才能杰出的人士，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宋仁宗一朝，君子盈廷，出了很多贤相名臣。从明朝开始，则是科举制走向渐显其弊端的时期，科举选士在也形式上走向八股化，成为了入仕当官必有的敲门砖。为了这块敲门砖，士子们一切节操都可以不要了。
满清入关，多尔衮辅佐小皇帝福临入主中原，南明据守江南反清，士子们也群起反抗剃发易服令，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豪言壮语。多尔衮对天下士子反清很头痛。汉奸张存仁献计道：“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即建议清廷开科取士。多尔衮顾虑士子们若不来参考就坏了清廷脸面。汉奸范文程极为赞同开科取士，说不足为虑。多尔衮下了决心开科举，于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也即明崇祯帝殉国的第二年，仅顺天府一个地方，来参加科举的秀才不下三千多人，多尔衮不由感慨道“可谓多人!”他确实高估了明末那些读书人的节操和骨气，只要科举入仕能飞黄腾达，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剃发易服，什么廉耻，什么骨气气节，都比不了功名，光宗耀祖于人前的炫耀。
作为异族统治的有清一朝，满洲皇帝们看穿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功名利禄的无耻追求，深谙科举利用之道，而参加科举之人大多来自百姓阶层，只要谁家中有人报名科举，那么全家人都会被科举所利诱所安抚。乾隆皇帝曾公开说：科举既不为选贤任能，也不为教化国民，而在于让读书人拘于八股，皓首穷经，用名利二字牢牢拴住他们，使他们再无暇思索什么大道，则大清永姓爱新觉罗。
尽管科举制在1904年废除了，但于今也不过百来年，但漫长的科举制对一个偌大民族所养成的只求功名利禄的心，若要消除的话，百年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要经历二三百年、三五百年。前边所举的高杏欣的例子就是它的在今天的一种表现。
八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很多汉奸为了得到日本鬼子给的一点可怜的封赏，就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的节操和骨气，如日本扶植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的殷汝耕。汪伪的汉奸李士群曾无耻地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资料记载，大汉奸汪精卫搞“和平运动”，不论怎样参加，只要填写一张履历，每月便给较丰厚的生活津贴，待到伪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为此，有多少人纷纷去当了汉奸。
从以上简单的阐述，可以清晰看到，东周到南朝末，世卿官僚与君主是一体的，家国兴亡，一兴俱兴、一亡皆亡，故君臣能做到协力同心，但朝代兴亡有数，此中还另有原因。隋唐到清末，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以及由知识分子所带动的家庭与社会都很清楚对权势的依附是多么重要，而其依附性又是选择更有权势的一方时充当汉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天下只是他一姓之天下，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僚无非都是给一姓打工，是恩赐的爵禄，亡也是亡他一姓天下，而他们则马上再选择给另一姓打工去。其中，最典型的是五代时历四姓十君的冯道，他对丧君亡国从未在意过，反以事四姓及契丹所得到的阶勋、官爵、荣状为炫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无耻的汉奸败类。当时的人就嘲讽他没脸，有人从集市买来一头驴，用一块布写上冯道的名字贴在驴脸上，牵到他的中书省门口去羞臊他。
在漫长的科举求功名的熏陶下，中国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没有国家意识，没有民族意识的深入到骨髓的心态，尤其到了清朝这个异族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时期，当西方列强侵入时，人们不仅不出力，反而围观洋兵与清兵打仗的热闹，说到底就是君臣官僚心中没有百姓，那么百姓心中自然也不会有国、有君、有他们官僚了。纵使骂百姓，到不如先骂官僚统治者。
三
对传统彻底进行改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阶级观，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类似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而是为实现人民翻身解放的先锋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以掌握政权之后，只有当好人民公仆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高高在上于人民群众的地位，所以从政党学说上，中国共产党是与全国人民群众完全一体的。
从阶级上说，因为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使人民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成果，而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的依附群体，他们在阶级上同属劳动阶级，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他们丢掉了对权贵阶层的依附性，与工农一道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反过来再看，工农商学兵等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人们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都懂得了要维护通过革命得来不易的翻身做主人的胜利成果，就必须要爱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思想巨变。其后于今的七八十年间，每当出现一方有难，就会有八方支援的感人场景，是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有大量的事实直接证明，从建国到八十年代初，是汉奸卖国贼最难产生和几乎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最好时期。
近几十年，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深入，随着对外全方位的开放，汉奸现象又出现反弹，现今有多少背叛和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吃里扒外的汉奸，都有目共睹，无需细数。
因此，对于我们的中国来说，汉奸现象的多少，加上以上科举制等因素，说到底是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之变而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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