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中国是否存在资本泛滥，对此争议很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但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经济与金融秩序，而且还严重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是文学艺术的金钱化
当代中国的演艺界、娱乐圈是生成大款富豪最好、最快和最大的产床，许多人在这个行当里一夜成名，成为演艺和娱乐明星，也因此一夜暴富，身家动辄上亿，这些人聚敛金钱的能力惊人的水平，其资本扩张的速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是资本力量的结果。资本与明星之间建立起了最便捷的旋转门，二者之间实现了最高效的转换，是不是可以将其称之为资本化，可能有待商榷，但高度金钱化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舆论媒体为资本操纵
现如今中国的舆论媒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资本所控制、所收买，笔者不得而知，此前，连国家高层都表态说，“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可见问题之严峻。笔者所知道的是，这个行当里越来越铜臭熏天，多年来耳闻目睹、耳濡目染，可以说体会颇深。即便是其中属于体制内的单位，如果有谁想要搞一点宣传介绍的话，不花大价钱也难以实现目的。《潜伏》电视剧里有一个角色，他有这样一句台词，“嘴上讲的全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各路媒体的现状，应该说那是相当的贴切，并非欲加之罪、言过其实。尤其是网络新媒体领域，许多知名品牌都在资本的操纵与控制之下，成为特定集团与特定利益的舆论代言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社会生活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净土
金钱与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这是人们最直观的感触与感受。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官场与学术界，这本应是两个远离资本与金钱的领域，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十八大以前，官场的资本化相当严重，权力与金钱结成神圣同盟，为资本所收买所操纵的人和事泛滥成灾、不胜枚举。十八大以后急风暴雨大规模反腐败，暂时把资本与金钱从这个领域驱逐了出去，但今后会不会卷土重来，还是未知数;学术界也是这样，各种不良风气之下，突出的是孔方兄空前活跃了起来，从设立项目到研究成果，从学术论文到技术专利，到处都有令人讨厌但又挥之不去的铜臭，成为当代中国学术道德领域最大的污染源。
(二)
上述这些现象都并非孤立存在，而同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政治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联，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关联值得注意：
第一，同西方神话高度关联
迷信西方、崇拜西方是资本泛滥的政治前提。在一些中国人的思想逻辑体系中，西方世界是先知先觉、先进先达的代名词，他们迷信西方的一切，不但迷信西方的技术、迷信西方的政治，更迷信西方的文明。他们认定，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学习看齐，一切照西方的模式办，最终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所谓“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在此基本逻辑之下，既然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资本说了算，具有终极决定权，那么中国也理应照此办理。
正因为这样，所以长期以来各种西方的政治经济神话在中国盛行不衰，什么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政治纠错能力，德国的严谨作风，日本的工匠精神等。笔者并非认为他们没有这些精神或能力，问题只在于一些中国人将其高度神化了，他们将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讲述成流行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童话与外国神话，从而为资本在中国泛滥奠定可靠的政治基础。
第二，同私有神话高度关联
资本万能是其泛滥冲击与充斥社会生活的合法性依据，而资本只有彻底私有化才能做到万能。私有万能是资本万能的经济基础，资本万能不过是私有万能的表象。正因为这样，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始终有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始终把改革的终极目标指向私有，正是在此逻辑下，他们主张并推动当代中国一切社会生活都要经过资本化的改造与洗礼，经济是这样，文学艺术是这样，科技教育也是这样，政治生活还是这样。他们把私有制高度神话起来，在中国极力推销“财产不可公有”的学说，打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的旗号，以此向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起猛烈的攻击，以此来宣判中国公有制的死刑(参阅笔者《想宣判公有制的死刑，没那么容易》、《公有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等文章)。
第三，这是造成贫富对立的经济根源
资本的阳光并非可以普照到每一个人身上。共同富裕同资本的诉求背道而驰，只有贫富分化才有资本的用武之地，贫富越是分化严重，资本才越是能大显身手。著名经济学家厉某某所言之“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可谓这一逻辑的经典阐述。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一些中国人猛烈抨击“仇富”现象，把中国贫富对立问题归结为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上。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真正造成贫富对立的恰恰是资本，主导者是有钱的资产者，富豪大款对所谓“后富者”、“待富者”的敌视与仇视才是造成贫富对立的主因。从根本上说，这甚至并不取决于富豪大款的主观愿望，而是资本的客观本性之使然。资本主义没有共同富裕，这是基本的历史与政治常识。
(三)
上述种种来自资本的冲击和冲刷，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中国既有和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但使中国出现了危险的资本无序扩张的倾向，更使资本泛滥成为现实可触及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各种疑问与疑难也相当深重。
其一，贫富对立该咋办
贫富对立客观存在，但在中国必须使之局限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之内，既不能出现激烈激化的苗头，更不能出现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对资本而言，这就意味着要逆势而行，“共同富裕”说到底，就是对资本的否定与否决，说到底，就是一个对资本该咋办的问题。如果资本继续扩张泛滥的话，贫富对立就将继续加剧，共同富裕就将无从谈起。
其二，国难当头该找谁
网络上有这样一些段子流行，说的是各个阶层中国人对美国对西方的态度，比如“月薪三千在谈爱国，年薪百万在周游列国”、“月收入三千元反欧美，月收入三万元旅欧美，月收入三十万奔赴欧美”等等。抛开对错不讲，这种现象十分贴切和形象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月薪三千元的人，他们在中国属于劳动大众，虽然在整体社会分配中所占份额较少，但其利益只能同中国兴衰荣辱关联在一起，理所当然只有“爱国”的一条路，而那些年薪百万的人，则其中有很多人是这样一种状态，要么同美国的利益高度关联，要么其狡兔三窟之中远在西方彼岸也做了相应的安排。
正所谓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阳光，上述这类网络小段子所反映出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全新的利益结构关系，这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今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同美国利益高度纠葛在一起的人群，出现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高度关联一起的集团。
在这种新的利益结构关系状态下，一旦国难当头，谁肯把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呢?
这样的问题，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曾经遇到，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也曾遇到，今后复兴之路上，中国还有极大可能再次遇到。
其三，资本和资产阶级该不该批判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主义与精神，也有与其相对应的阶级与阶层，这是都客观存在的现实，对此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不能视而不见、掩耳盗铃。既然这样，那就要拿出基本的立场与态度。其中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是，该不该对资本和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批判。事实上，这些年来对它的歌颂很高很热烈，相对而言，批判微乎其微(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3年文章《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几个问题》)。笔者这里所要再次强调的是，资本和资产阶级只能走资产阶级的路线，不可能走社会主义路线。“中国道路”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路线，而超阶级的路线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这条路线上不可能感到舒适惬意，因而一定会充满批判的精神，“公知”们死活看不上中国，在他们眼里，如今的中国什么都不对，原因概在于此。也就是说，对于资产阶级，你批不批它，它都批你;你不批倒它，它就要批倒你，这是一条无法更改的历史规律。
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把中国人民从资本神话与西方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时刻了。资本的消极影响与破坏性冲击不可低估，怎样踩刹车、在哪里踩刹车等重大问题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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