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家医保局和资本家的代表进行的关于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的谈判引起热议。经过两轮九次报价，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5毫升12微克每支)从53680元最终降到了33000元左右。
网友纷纷热议医保局代表的“灵魂砍价”，但触及笔者灵魂的不是降价的幅度，毕竟当年暴利的心脏支架从过万的价格降到700元还有的赚，虽然看似降价幅度很大，但医药资本家恐怕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药品纳入医保之后市场扩大，说不定比降价之前赚得更多。而在此次谈判之前，该药的售价是55万元一瓶，关于该药的新闻“西安55万元儿童天价药费”曾冲上热搜。
真正让笔者破防的是谈判代表的那句话：在谈判桌上，作为甲方代表我们这么卑微……
作为谈判甲方的政府代表的确是姿态很低，不断地希望对方报价再低一点、再低一点;而资本家的代表却生杀大权在握，意气风发，一副别人在求他的样子。
我们一方面说党要领导一切，一方面又说市场在资源配给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当这二者有冲突时，又该谁发挥领导和决定性作用呢?
在市场化医疗的大背景下，居民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医疗负担。以心脏支架为例，医用耗材的溢价通常是5倍，而心脏支架的溢价程度最高峰能达到出厂价的8至9倍。通常出厂价几千元的心脏支架，到达患者手里已经变成了1至2万元。
这中间巨大的利润都到了谁的嘴里呢?
除了有一系列的中间商要层层吸血外，最重要的就是医药销售中的“回扣”现象，这已经成了公开的潜规则。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医疗行业的腐败已经成为了反腐的重点领域，你品，你细品。
在市场化条件下，医院、医生和医疗企业都要为自己谋利，这是过度医疗、要价虚高、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的根源。谋利冲动最为强烈、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典型代表是屡上新闻的莆田系民营医院。
如果不靠医疗市场化、不靠资本家，我们是不是就没法看病吃药了呢?
就以罕见病为例，能否在国家的组织下，利用一部分医保基金进行研制呢?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能力总不见得比不上资本家吧?医保费用逐年上涨，今年每人要收320元，总额起码也有几千亿，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药物研发难道很难吗?
不管前期投入有多大，只要研制成功就可以批量生产，把成本降下来，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儿童和家庭就不必面对“天价药”儿望洋兴叹了，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事实上，如果采用公有制和计划而不是市场的方式，药品研制会更加高效和廉价。
现在的资本家奇货可居，可以把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卖到55万元一只，没钱的只能听天由命。
可在毛时代，为了治疗严重危害儿童生命健康的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国家下大力气进行疫苗研制。
我国已经在2000年宣布中国本土已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在当时，该病十分可怕。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有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儿童居多，病死率27.75%。该病当时无法治愈，只能想办法研制疫苗。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美苏进行脊髓灰质炎的技术封锁，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顾方舟，也就是2019年才去世的“糖丸爷爷”。研制的过程充满曲折，因为要用猿猴做实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把实验室建在昆明的荒山里。为了验证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带头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
他们终于成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做基础，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不会这样成功。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和资本家，人民群众又会付出多少成本呢?
试想一下，如果“糖丸”是资本家研制出来的，他们会把它卖到多少钱?
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服务的医疗行业，究竟该依靠谁，我想是不难搞清楚的。如果能坚持像顾方舟那样研制药品，不仅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我们的谈判也不用如此卑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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