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1 日，一位患急性喉炎的4岁女童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人民医院就医时，因为相关医生的拖延推诿，该女童在过渡病房、五官科门诊和发热门诊被来回踢皮球，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该女童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结果小孩却被医院拖延推诿而导致悲剧发生。谁都担心自己或家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急性喉炎是儿童常见病，小儿急性喉炎发病迅速，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会因咽喉水肿导致窒息而致命。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红日表示，喉炎的致死率很低，只要治疗及时，患儿预后都很良好，在他近20年的儿科从医经历中，只遇到过1起因喉炎导致的死亡病例。
这不是第一例因疫情而导致患者不能及时就医的悲剧，西安封城期间，就有数位孕妇和急诊患者被医院拒诊而导致流产或死亡。
医疗市场化以后，治病救人的天职和谋取利润的冲动成了医院和医生不得不经常面对的冲突，再加上医疗纠纷频发，医生也害怕承担责任，患者遭到推诿的情况并不罕见。
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了医疗资源挤兑，更加剧了矛盾的爆发——代价是惨烈的，往往是患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医疗、教育、住房，在毛时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是近乎免费的社会福利，但现在已经成了百姓口中的新“szds”。以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院更是将患者视作可以任意宰割的鱼肉，不择手段从患者身上榨取钱财。
可以说，市场化医疗的弊端已经显露无疑，一些人大代表也在呼吁“全民免费医疗”，得到很多群众的支持。
如今频发的医疗乱象和悲剧不得不让人回想起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他指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虽然建国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相比，还是面临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尤其令毛主席感到不满的是医疗方面的官'僚'特'权现象，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说过：
中国的高干保健是学苏联的，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要求一定要切实改正。
事后，他在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报告》上，针对卫生部直属的北京医院只为高干服务、不对群众开放的问题亲自作出批示：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
归根到底，毛主席要解决的医疗卫生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少数城市老爷们服务，还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服务呢？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六二六”指示之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70％以上被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最偏远的不毛之地也不例外，例如从1967年开始，卫生部每年还选派400人的巡回医疗队赴甘肃河西走廊开展医疗服务，历时10年；在云南边境的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北京派去的医疗队。
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澜沧江畔》讲的就是北京医疗工作队在西双版纳服务贫下中农的故事，书中还讲述了一个农村公社医生巧妙抢救一个因咽喉脓肿而面临窒息的儿童的故事。
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受益于毛主席的这条医疗卫生路线，尤其是底层的工农。
在底层工农重新陷入看病难困境的今天，我们是多么怀念毛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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