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斗争的几点启示
——论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之六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这次会议谈到“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对此，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说“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2]中国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能赶上并超过美国呢?因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认为，“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3]在毛泽东看来，赶上美国，超过美国，理所应当，而且还是中国的一种责任。目的若能达到，则是中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人民的胜利。
向美国学习，正反两方面都要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美国实行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其寄生性腐朽性自不待言，由此美国的帝国主义必然走向衰落沉沦，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在美国蓬勃掀起。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尽管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落后的，但是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集中了世界诸多先进生产力，掌握着世界诸多重要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农业生产资源、大宗商品流通交换资源等等)，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是美国人民同样遭受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我们联合的对象，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则是我们应当团结的对象。
美国是世界也是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列宁谆谆告诫“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6]“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7]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蒋介石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教会我们打仗。他也多次强调，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美国总统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那些“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8]一个人、一个团体或政党、乃至一个政府或国家，如果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那么就会更容易走向成熟。
毛泽东年轻时就形成了有关美国作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的深刻印象。其中，“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就是辩证看待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另一面;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另一面。对于美国，毛泽东认为，除了反面学，还有正面学。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秀，后来居上，相较老欧洲，新大陆一度充满活力。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就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并提倡学习美国，学习美国正面的，学习它务实的态度与崇尚科学的精神，学习它的政治设计中的联邦与地方分权，提高治理效力与活力。人到中年时，一方面对马列主义理论掌握更加全面、理解更加深刻，有了坚实的主义定向;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现实斗争需要，也有了明确的问题导向。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对美国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苏联并称“民主世界的双璧”。相对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丛生，而美国实施政治分权，尤其是联邦与地方分权，所能体现出的效力与活力，这应是毛泽东对美国民主肯定的重要原因。建国后，在他撰写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还是有所体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9]1970年，他再次向斯诺指出，美国的体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中央是不行的。[1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美斗争，必须充分了解美国，研究美国，学习美国。毛泽东不仅要求学美国的政治，美国的国家治理，还要学美国如何研究和制定战略。毛泽东非常尊敬和推崇鲁迅先生，认定鲁迅是中国历史上除孔夫子之外的第二个“圣人”，(他谦虚地认为自己至多也只是个贤人，是圣人的门生学生)。鲁迅的拿来主义，毛泽东就很赞赏，他认为，“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它的外交手腕“是算好了的”。[11]他要求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要见微知著，察势观风，多谋善断。为此，他请陈毅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要求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部队相关研究机构加强战略研究，掌握国际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学习美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赶上并超过美国。“中国实现工业化”借助美国力量，引进美国资金，美国的技术设备。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与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攀谈时，就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美不仅在战时为了打败法西斯应当合作，而且在战后也应该携起手来，因为“中国实现工业化”，“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取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12]当然，由于美方坚持顽固的新殖民主义和反共政策，美国一直视新中国为敌，中美经济交流大门紧紧关闭。历史的轮盘转到20世纪70年代初，小球推动大球，如此有了尼克松破冰之旅。中美冰冻期甫一结束，迅即给中国外交(主要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小阳春。1973年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是著名的拟定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区别对待美国人民与统治阶级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3]，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14]。中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或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不包括广大的美国人民，广大美国人民被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所剥削所压迫所统治，是中国人民的联合对象，是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还是中国的反法西斯盟友(当然是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不多的批评也比较委婉，集中在援华物资应当根据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贡献而公平分配。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在望之际，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愈发明显(美国特使赫尔利最后脱却“中立”“调处”外衣，全面倒向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从此，便不断增加对美国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15]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独占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或附庸的意图愈发明显，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愈发突出。毛泽东强调，中美人民之间是存在友谊的，中美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决不是美国人民的民意，是华尔街的“民意”，是“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美国人民的民意限制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所以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16]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是“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国革命拆除了美国反动派在中美人民中设置的障碍，“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17]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必将开辟中美人民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中美人民的友谊将要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尽管中美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往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建立和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对美国人民寄予了相当的期待和肯定。他一生结交了许多美国朋友，包括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媒体朋友，向他们反复阐明中共的内外政策，通过记者与媒体，不仅影响美国政府政治人物，更在于沟通美国大众、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后来所说的那样，“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那曾经是偷偷摸摸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涓涓细流，己经汇成了一条交往的滔滔大河。以前的神秘所在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地方。”[18]毛泽东以平易近人、非常诚恳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和他们亲切交往，虚心向他们学习，给他们无比的信任、关怀、友谊和支持，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以及中国人民以诚待人、珍惜友谊的传统美德。
毛泽东积极评价美国人民，“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19]1955年7月，美国政府通过英方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建议获中方同意。毛泽东对中美会谈极为重视，告诫王炳南在谈判中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20]在中苏关系日剧紧张、中美关系走向微妙缓和之际，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报眼十分醒目地刊登了一句：“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即便是美国统治者，因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如主街与华尔街，东北部铁锈地带与西南部高新科技地区，或因分赃不均，或利益差别，内部也是有矛盾的，也还是有文章可做。如何做文章，毛泽东提出就是要孤立与分化反华势力，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当然，更关键在于，“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21]197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毛泽东直接说出，“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在谈到中国当时常用的“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编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22]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更是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胸怀与韬略。
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一批非洲外宾时指出，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应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先生的请求，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署名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23]一石激起千层浪，声明迅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有力地推动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让美国统治者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意识的力量。
有资本主义就有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今天也称“弱势群体”或曰“底层民众”)，有帝国主义就有被压迫民族。当今世界，依旧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依旧是(美)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民主革命、民族解放在全世界、在美西方都是一个未尽的事业，所以那些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民族解放成功的国家，理应更有条件在美西方鼓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一如二战后至五六十年代)而不是相反。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谈话。斯：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4]多年来，出于帝国主义的本性，美国在全世界搞“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搅得周天寒彻，搞得一些地方鸡犬不宁，美国俨然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熟知，美国统治者垄断资本集团本身就坐在火山口上，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矛盾问题日益严重，美国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对内实施阶级专政与经济笼络的两手，与此同时，努力向外转移矛盾、转嫁危机。20世纪50年代，当苏联的赫鲁晓夫、印尼的苏加诺谈起美国真的惧怕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直接指出，美国怕的是明天的中国，美国怕的是中国的政治，怕的是中国的思想意识。问题来了，我们今天是否就是毛泽东所指的“明天”?如果是，那么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竞争力、战斗力如何激发出来?让美国真的“怕”，这应当是我们深入思考的。
上帝是不会饶恕美国的
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美国是国际社会动荡的乱源。“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25]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坦率地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26]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有增无减，近来年近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中国人民能安睡吗?视而不见的装睡能行吗?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斗争、不做坚决的斗争能成吗?
美帝国主义不仅不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在全世界兴风作浪，肆意妄为，为垄断资本积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为华尔街金融投机服务，可谓干尽了人世间一切坏事和丑事。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来华参访团时说：(美国人)他们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27]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和观点(人民创造历史)，用美西方能听懂的语言和概念(宗教上帝)，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会让美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发抖的思想，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战斗力。
人心就是力量。[28]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29]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知觉，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这样演讲：“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30]今天，美帝国主义就是压在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头上的大山。美帝国主义及其遍布世界的代理人，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全世界人民一定不会饶过它们，上帝一定不会饶恕它们。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美国实力势力如日中天，自以为无敌于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神话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这里，一破再破。有鉴于此，被中美学界誉为战略大师的亨利·基辛格在他著作《论中国》中这样写道：“他(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拥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31]美国有句谚语，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一次次打败那个强大的神话般的对手，所以他得到了对手、敌人、世人的尊敬。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千年难遇的一位伟大杰出人物，不仅以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军事家著称于世，而且还以诗人、书法家、史学家、红学家名垂青史。他生前就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一轮轮“毛泽东热”;尽管去世多年，“毛泽东热”还在全中国全世界不时掀起;热爱他的人、憎恨他的人，都没有办法忘记他。近代历史，不只是中国史，而且是世界史，很难找到第二个类似人物。他的业绩(所立的功、所立的言、所立的德)、他的真善美圣奇、他那鲜明的个性(浪漫性与现实性，原则性与灵活性，虎气与猴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32]这是在他的家书中作出的自我评价。综观毛泽东在与美国的交往和斗争中，不乏智慧柔韧的“猴气”，更有刚毅果敢的“虎气”。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33]现在世界不太平，百年变局悄然来临，风雨欲来燕子忙，美国忙着上蹿下跳、呼朋引伴围堵遏制中国，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会证明，美国所做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34]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活学活用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坚信“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一条经验。”
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不可阻挡，美国的帝国主义之本性、维护霸权主义之图谋、实现垄断资本积累之需要也不会改变，中美之争必然到来，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碰撞，(我们不认同美西方渲染的文明冲突，但是这个概念和相关论述在西方在全世界很有市场，所以必须认真应对)。对于这个强大、凶狠、狡猾的竞争对手，我们看到一些爱国人士正在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全力应对，搬出“十八般兵器”，搞出诸多“兵棋推演”，据说不再是、也不同于纸上谈兵。但是不要忘了，毛泽东(和他统帅的将士)有着丰富的对美斗争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曾经以一个又一个胜利证明为有效的。我们倘若真的需要对美斗争、坚决斗争，那么应该也必须从毛泽东对美斗争中吸取勇气和智慧。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2]《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500页。
[3]《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6]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
[8]《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26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2页。
[10]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2]《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与毛泽东会谈的备忘录》(1944年8月27日)，《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158页。
[13]《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1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15]“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16]《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450页。
[17]《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1497页。
[18]以上引文都摘自《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1502页。
[19][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20]《毛泽东军事论文选》，外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428页。
[24]《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25]《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412页。
[26]《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1994年版，第162页。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84页。
[30]《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31]《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2]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139页。
[33]《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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