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有识之士关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严格说来，多年来一直都有关于民族危险的呼吁，只不过因各种原因而淹没无闻。
观照俄乌战事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俄罗斯使用的一系列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与伎俩，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加之于中国人的头上——不说美国一直在台海、南海频繁制造事端，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仅北约意欲向亚太扩张、拉日韩“入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临界危险信号。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从没见过强盗对君子“礼让”的先例。如果我们继续像被温水煮的青蛙一样，一味地“躺平”享受，结果必然是尸骨无存!外患之余，有无内疾内忧?凡头脑清醒者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对于内疾外患，习近平总书记是异常清醒的，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屡屡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们很多同志只知道毛泽东主席有着诗人般的豪迈浪漫性格，始终饱含激情与必胜信心，总能在“烟灭灰冷”的时候，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必将燎原之“星火”，在他眼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强敌。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是他心中已然有了“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底线。因为已经预见到极致的“底线”状态，所以，才能思谋对策，看到希望，夺取胜利。例如，抗战爆发后，“亡国论”与“速胜论”一度甚嚣尘上，但毛主席却从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对比中，分析“最坏”情况，判断事态演进，指明努力方向，最终得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既非亡国又非速胜的“持久战”结论。
为什么跟着毛主席就能无往不胜?因为他有着超常的领袖智慧。在他异常丰富的领袖智慧“宝藏”中，我们往往最容易忽视的一块“瑰宝”，就是“危机管理”智慧。
现代“危机管理”成为一门学科，专门研究认识危机、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是所有社会组织在面对冲突和危机时的普遍追求。但现代危机管理虽然重视对潜在危机的研判，但着力点却在于对当前已发生危机如何调度系统资源进行处理。
而毛泽东主席的“危机管理”智慧与之相反，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重点放在提前预见上，也就是侧重于“治未病”、未雨绸缪，以防范未然、防微杜渐。这与他的领袖智慧之精髓——“紧紧抓牢主动权”是分不开的：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低潮时到希望，在胜利时看到危机，从而保证始终居于主动地位。以下试举几例：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大，是真正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斯时全党拥有党员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90多万、民兵200多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可以说，当时的背景是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露晨曦。
但是，就在全党欢呼、庆祝之际，毛泽东在作七大“结论”时，却出人意料提出我们党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具体明确地列举了“十七条”之多：
第一条，“外国大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主席指出他提出困难的目的：
“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紧接着就讲了争取胜利的八个方面：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上提出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的果然出现了，有的部分应验了，更有“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比如，七大后不到两年，党中央办公达10多年的“红都”延安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这是七大期间的大好形势下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正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做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使我们未至太过被动，而是主动、果断、从容地放弃延安。
再如，毛泽东主席为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全党学习，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过去经常被一些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预见不到潜在的危机。
最著名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务必”，更为耀眼地闪烁着其危机管理智慧的光芒。
1949年3月，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夺取全国性的胜利已为时不远。想想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近28年的艰苦卓绝奋战，马上要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马上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马上要从打江山走向坐江山，这是何等的激动人心!毛泽东主席自然也非常兴奋，但与其他人眼界不同，他操心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哪些危机?他认为，外部压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会出问题。所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了党内可能出现的严峻问题：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防止党执政后的腐化现象：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把动身前往北平称之为“进京赶考”。
毛泽东主席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没有陶醉于歌功的喧嚣，依旧以历史的深邃与冷静眼光洞悉现实、着眼未来，看到可能面临的危机，这就是伟人的伟大之处!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依旧殚精竭虑，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阵营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主席说：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
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每到关键时期，有了毛泽东主席对危机的预见，对危机的管理，使我们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战胜了重重困难，抑制了腐败，没有当“李自成”，“赶考”才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古语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主席长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下先棋”、“治未病”，“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事前预见危机，针对危机做足心理准备，找准解决危机的策略，以争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危机管理智慧。在当今国际时局大动荡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危机管理智慧，系统梳理我们可能面临的内疾外患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对应策略，化危为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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