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人，尤其是少数一些基层公职人员，看不起老百姓，认为老百姓傻，老百姓懒，老百姓穷，老百姓贪，老百姓是个大麻烦，在心底里早就与老百姓隔着一道深深的思想情感的天堑。
我不否认，个别极少数人是有这些个毛病。但，毛病在下面，问题和根子在哪里?这些傻、懒、穷、贪等毛病，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作为人民公仆，作为老百姓养活的公职人员，女不嫌母丑，子不嫌父贫，我们是否要扪心自问的想想自己的问题和责任?
何况，今天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无比可爱：老百姓最聪明，民间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浩如烟海，无边无际;老百姓最光荣，用双手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衣食之飨;老百姓最权威，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先知先觉的先贤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孙中山秉持“天下为公”的纲领，推行“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扶助农工。毛泽东发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告诫全党“要当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国之兴衰系于民，国之存亡系于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政党的支撑，人民的意志和智慧支持着国家和政党的存在。一个为官从政者首先是一个为民者。纵观历代开明的君主和政治家、思想家，无不奉行以民为本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君主赖以生存的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吏为民役”“以养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心不可违，民心向背决定着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统治者的安与危。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当统治者的施政方针合民意顺民心时，人民就会诚顺、勤劳，社会就安定，国家就富强;反之如果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倒行逆施，人民就会反对甚至会揭竿而起，导致江山易手，改朝换代。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十分同情人民，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就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写了大量讽喻诗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写诗力求让人民群众看得懂，相传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听得懂的才满意。他在地方做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在杭州做刺史时，他修筑湖堤(今西湖白堤)，利用湖水灌溉土地。在苏州，兴修水利，也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在做忠州刺史时，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号召开荒生产;改进税收办法，增加豪富的税款，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开支，减轻老百姓的支出。他亲自带头种树，绿化荒山。他主持群众聚会，席地而坐与民同乐。后来忠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为他建了“白公祠”。
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把民众当父母，对危害人民的人和事极为痛恨，即便是自己的亲属也绝不宽恕。他有一个亲侄儿叫吉南星，在乡下为非作歹，为了掩盖奸情竟用砒霜毒死别人全家七条人命，被当地县衙收押。吉鸿昌的祖母出于私情，强行保释。县衙碍于吉鸿昌声望权势，拖延不决。后来吉鸿昌得知真情后，立即去信责问县官：“我当师长，他杀人全家，你不问罪;如果我当了军长、总司令，他不就要杀全村、全县的人吗?”并让副官赶到县城，将吉南星当众执行枪决，为民伸冤报仇。1929年7月，吉鸿昌任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有人奉承他，在他一张大照片上写了八个字：“官运鸿昌，光辉祖宗。”吉鸿昌看罢大怒，把照片撕得粉碎，训斥那人道：“你把我吉某当成什么人!我吉鸿昌把民众当父母，一心为民众谋福利，高官、厚禄、金钱、地位算个屁!”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正因为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共产党、支持解放军，用八年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正因为人民群众相信共产党，积极支持解放军，保障了作战的后勤需要。陈毅同志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是解放区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对此，一首《支前民谣》讲得很生动：“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作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对于民众的力量，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可以说，一直以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是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反思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结果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以致溃不成军。当时第五战区汤恩伯的20军团“装备齐全，配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但他治军无法度，军纪松弛，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现在，一些干部与群众之间不是“鱼水关系”，而是一种“蛙水关系”，需要群众时，就像青蛙一样往水里跳;不需要群众时，就跳上岸摆官架子。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样的行动能够感动群众，什么样的行为令人反感，什么是真心为民，什么是摆谱作秀，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凡事都是讲究以心换心、以情换情的。如果你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喜乐哀愁，时刻把群众的温饱冷暖挂在心上，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百姓是为官者的衣食父母，服务群众是执政党存在的根本依据。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广大群众充满真情挚爱。
共产党员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观察事物、分析形势、处理问题时，必须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主席始终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情结。1950年，淮河发大水，毛主席看到灾情报告上写着许多灾民衣食无着，爬到树上，失足落水被毒蛇争咬而亡时，不禁潸然泪下，他顿足道：“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从此，淮河两岸响起了毛泽东的誓言：“一定要把淮河治好!”
敬爱的周总理，不仅把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挂在胸前，而且一生都在实践着这个我党的根本宗旨。在任共和国总理的26年中，他为人民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抱病工作，日理万机，废寝忘食，每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二十小时。所以人们说，周总理是为人民累死的。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人们以最隆重的方式悼念他，十里长街，花山诗海，数十万人垂泪为总理送行，诉不尽对总理的悼念之情。周总理已经和人民永远融为了一体，他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深受人民的爱戴。
我们强调为人民服务，不是不讲个人价值，不讲社会对个人的承认和满足，而是倡导自觉把社会价值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只看物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更要看人格的完善和道德的完美。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都要求锱铢必报的话，那么其人性顶多算是停留在一种原始状态，其行为不具有任何道德的意义。实际上，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恰恰表现在对自然性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道德之所以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名声，就是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心中装着人民的利益而毫无自私利己之心，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千万别嫌老百姓麻烦!
耿飚晚年回革命老区，有人向他反映干部脱离群众问题。耿飚给当场的干部群众讲了一个战争年代的故事：当地老百姓齐刷刷跪地为一名犯错误即将被枪决的战士求情“枪下留人”……故事结尾处，他突然站起来问身边的党员干部，今天我要问问你们，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耿飚之问，应当成为我们党群关系的警世洪钟!
许多人，就是在相互麻烦中凝结成的生死情义和骨肉亲情。妻子不麻烦自己丈夫，她就会去麻烦别人丈夫;丈夫不麻烦自己妻子，他就会去麻烦别人妻子;儿女不麻烦自己父母，他就脱离父母怀抱远走高飞了;父母不麻烦自己儿女，他们就不在人世撒手人寰了……
许多物，就是在反复麻烦中打造成人间极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同仁堂制药，该炒的炒，该蒸的蒸，该炙的炙，该晒的晒，该霜冻的霜冻，绝不偷工减料……不怕麻烦，成就了中华民族灿若星河的“百年老字号”。
许多事，就是在彼此麻烦中研磨成经典，提炼成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代干部对群众，要有“不怕你麻烦我，就怕你不再来麻烦我”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因为，很多时候，少数群众所谓的“闹事”，不正是一些基层公职人员“不办事”“乱办事”引起的……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这些温暖的话语，这些亲切的句子，永远是对我们国家民族走向共和、走向复兴的质朴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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