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之道,首在识人。然而,识人之难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正如司马光所感叹:“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
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周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写道:“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由此可见,具备一双识人的慧眼是多么重要。
实践中,古人总结了不少识人之法。战国时期李悝有“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识人五法”;《吕氏春秋》提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的“识人六验法”;诸葛亮则有“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的“观人七法”。
阅人无数,不如阅人有术。识人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清末重臣左宗棠曾讥讽曾国藩打仗远不及自己,有人反驳他,曾国藩带兵打仗或不如你,但识人用人远胜于你,你看曾国藩麾下的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均可抵挡一面,而你的楚军除了你以外还有哪些人可谓英雄?一席话,令左宗棠惭愧不已。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借助人才的名声与业绩考核的办法可以识别人才。然而,司马光指出过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意谓靠舆论的毁谤或赞誉,就会有个人的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而用功劳簿进行考核,就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对于不同范围的民意和不同声音的评价,孟子则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就很少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有“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现象,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傅子·通志》里讲:“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参照考察,就会避免凭言语选人、用人的弊端。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能不能识准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者。历史上,齐桓公之于管仲、秦穆公之于百里奚、秦孝公之于公孙鞅、刘备之于诸葛亮,皆因用人者本身即为贤明之人,胸怀大志而礼贤下士。司马光认为识人和考核之法,一是上级要“至公至明”,如果用人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心有杂虑和偏见,那就不免“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二是要看实效,“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
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党向来注重客观、全面、历史地看待、选拔、任用干部,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担当者大量选出来、大胆用起来,锻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新时代,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擦亮识才的慧眼、垒筑用才的基石、完善爱才的制度,努力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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