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教员逝世，至今已有50年。
如今再回头看教员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志、革命年代形成的生死观、以及晚年对青年学生的嘱托，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有限，那么没有完成的事业，应该交给谁？
他知道自己不能万寿无疆，便希望后继有人，革命事业能够万古长青。
1
年轻时候，教员便开始思考立志的问题。
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交“二十一条草案”，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有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特权、聘用日本人做政治军事经济顾问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草案，但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而改制称帝，便同意了草案中的大部分条款。
听闻此事，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教员，随即在学校师生编印的《明耻篇》封面上，写下四句话——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国家受到欺凌的时候，教员没有寄希望于天降猛人，也没有相信后人的智慧，他相信靠自己、靠中国青年学生的力量，足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我学子”四字，恐怕就是教员最早的天下之志。
但，仅仅立志是不够的，到底如何才能救亡图存，那时的教员并不知道答案。
直到1917年，他才稍微窥探到门径。
那年，教员给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讨论了中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求学方向，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前一句是教员的思考链路，即人生在世，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只有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才能提炼出改造世界的方法，并决定自己的一生往哪个方向前进。
后一句，则是教员在苦读苦思之后，对前一个宏大命题得出的结论，准备以改造思想为切入点，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正因为教员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两年以后，他才能在《湘江评论》里写下那段振聋发聩的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他向中国青年学生发出的第一声号召，这是他“动天下之心”的第一把利刃。
可以说，从“在我学子”到“动天下之心”再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教员的思想逐渐成熟，人生的道路也一步步的清晰起来。
他先把天下装进心里，再把自己融入天下。
从此以后，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人民的每一份苦难都和他有关，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也和他有关。
所谓的立志改变人生，大抵如此。
2
立志可以告诉教员“一生要为什么而活”，但当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以后，那么他就迟早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一个人应该怎样面对死亡？”
对于教员来说，这不是书本里的哲学命题，而是现实的处境。
自从投身革命，教员身边的人便不断离去，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战友、朋友、同志。每一次分离，他都要直面一次死亡。
随着分离的次数越来越多，教员对死亡的感受也越来越深。
因为感受太深，他便不得不思考，人的生命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人又应该怎样面对死亡。
1944年，教员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那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挖窑烧炭时遭遇坍塌事故，不幸牺牲。教员专门给他举办了追悼会，不仅写下“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还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正是这次演讲，教员阐述了他的生死观——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活，要为人民利益而活。
死，要为人民利益而死。
如果只是为自己而活，那么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而去。可如果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漫长且宏大的革命事业，个体的死亡便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这，就是教员在生死考验中提炼出来的生死观。
努力活着，但无惧死亡。
五年以后，教员的生死观再度升华。
1949年9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随后，教员宣读了自己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目的是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因此，碑文的三段话并没有回避死亡，它回顾了历史，回答了死者到底为什么而死，同时告诉世人，不能停下脚步，要沿着死者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
从青年立志动天下人心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3
既然教员的生死观已经上升到革命事业的高度，那么他就又得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再伟大的人也有离去的一天，但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自己身后，谁能带着中国继续往前走？
选党内干部做政治接班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仍然不够。
教员认为，必须用“动天下之心”的方法，把革命事业的种子扎在每个人的心头，尤其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只要他们能够顺利成长，便可以带着中国的革命事业滚滚向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教员便专程接见了数千名留学生和实习生。
他站在主席台前，掐灭手中的香烟，大声说道：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不是普通的青年寄语。
年轻的时候，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现在，他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个我们，一个你们，中间隔着教员最波澜壮阔的三十八年。
说我们时，他把自己融入天下，指点江山豪情万丈。
说你们时，他把自己摘出来，告诉那些听他讲话的青年学生，以后的担子由你们来承担，以后的天下大事由你们来干。
至于他自己，教员也有考量，说：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担负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俗语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只打算再干五年。”
他非常坦然的面对衰老和死亡，因为，他在青年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犹如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我老了，但你们还年轻。
我会离去，但你们将来会接班。
从教员的毕生经历来看，此次访苏期间接见留学生，其实是他在立天下志和勘破生死之后的一次传志行动。
4
1976年9月9日，教员在北京逝世。这个历经生死但无惧生死的人，终究是走到了个体生命的尽头。
至今，已是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和当年截然不同，甚至那些在莫斯科礼堂听教员讲话的青年学生，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把位置交给了更年轻的人。
但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相继成长起来，教员曾经寄予希望的“你们”，一直都在。
只是那个“你们”，现在变成了我们。
而从我们到你们再到我们，便是教员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
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和教员一样，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国家、影响这个世界，但我们身处的时代，必然有很多前一代人无法回答的难题。
这些时代难题，终究要由我们来回答。
能和教员一样，立一个志、选一条路、研究一个时代难题，再把没有熄灭的希望交给后来者，足矣。
如此，天下才是我们的天下，国家才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才是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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