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组成了一个包括他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
在此期间，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谈话和批注，形成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毛主席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深入思考，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在此摘录部分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权利观”。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
1936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
对此，毛主席批注：“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他还进一步评论道：“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在毛主席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劳动者服务的，使广大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根本权利。
毛主席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观点，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权利观和民主观的理解，特别是他明确地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揭示，这些权利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对于教科书中引用列宁的“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这句话，十分认同，他评价说：“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这体现了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与权利相统一的认识。
关于“利益观”。苏联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成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
读到这里，毛主席指出：“‘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毛主席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怎样正确对待“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毛主席在读教科书时对此问题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回答，集中体现了他的“利益观”：一是物质利益是重要原则，但不是决定性动力;二是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三是教育人民树立为集体、为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思想觉悟。
从毛主席的“权利观“和“利益观''足以看出，毛主席始终都在为大多数劳苦大众争取当家做主的权利，并谋取整体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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