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还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卓有成效地从事群众工作、地下斗争的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战士。他武能发动群众、组织罢工、建立工人武装、指挥革命战争，文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撰写文章，主编并主笔地下工人报纸，而且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斯大林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革命，就必然要求革命者不能只是盲目苦干的莽夫，而必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的素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能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判断革命形势、判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也就是说，必须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从而真正自觉的战士。
斯大林作为独立思考的战士的一个关键表现，就是他从来不是盲目服从上级、服从领袖的“驯服工具”。相反，他总是对革命形势、革命路线、革命策略等重要问题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当他的见解与上级、与领袖不符时，他也不是简单放弃，而总是会与上级和领袖开展辩论、据理力争，当上级和领袖能够说服自己时，他就会欣然接受、坚决执行;而若上级与领袖不能说服自己，那他就会保留意见，并坚持反对(在党的纪律允许的范围内)。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就是这样。斯大林虽然很早就衷心拥护列宁的革命路线、拥护列宁的领袖地位，但他对列宁绝不盲目服从。相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曾经和列宁有分歧。就比如在党的土地纲领问题上，在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上，在参加杜马选举问题上，在1905年后革命低潮期党如何恢复问题上，在二月革命后党的策略问题上，等等。
而斯大林也不隐瞒这样的分歧，不违心地服从列宁，而总是公开地提出，与列宁进行辩论。若列宁能够说服自己，他就能够欣然接受，坚决拥护列宁的主张。否则，他也会坚持反对，向全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投下列宁的反对票。在他与列宁的分歧中，有许多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一般也总是能被列宁说服;有一些是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各有一定道理;有一些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能够容忍作为下级的斯大林唱反调，特别是往往能够采纳斯大林的正确观点，丝毫不因他“与中央不一致”就打压他，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应有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况在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是个别的，而是党内惯例。正是党内鼓励独立思考、容许基层和下级唱反调的民主气氛和民主体制，保证了党始终充满活力，是党能够战胜各色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路线，要求建立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党内体制。但这决不能理解为是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奴隶主义。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就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上级和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如果上级和中央的领导是错误的，是危害革命的，那么下级、全党就应该坚决反对，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首先应该是在党的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如党的会议和刊物上的辩论，发起党内投票等)来促使上级或中央改正错误。而如果上级或中央已经彻底被机会主义分子所篡夺、不给予下级和全党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反而予以打压、迫害，那就应该彻底造反和决裂。
上一次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挫败的关键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是党的领导机构被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篡夺了权力。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大威胁不是别的，就是党的领导层的蜕变。所以，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民主集中制决不能理解为“谁在中央拥护谁”的盲从主义。这就要求必须要把全体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关键的就是独立判断上级路线正确与否的能力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就要求鼓励基层和下级监督上级和中央，要给与基层和下级对上级和中央实施审查、开展批评、否决决策、发动改组的民主权利。因为基层和下级与群众联系更紧密、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少，因此只有依靠基层和下级党组织的监督，才能有效防止上级和中央被机会主义篡夺。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向青年斯大林学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智勇兼备的战士。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实践相结合，要对革命形势、革命路线、革命策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要敢于向上级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与上级进行辩论，要在革命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错误路线要坚决反对。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传统，建立容许并鼓励基层和下级批评监督上级和中央、有利于革命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党内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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