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斯拉工厂与隔壁国内汽车工厂的一墙之隔，正在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具象化隐喻。 当63名管理人员全票否决“加班提产能”的提案，这一决策的意义早已超越企业管理范畴，成为资本应对阶级关系变化、调整剩余价值攫取方式的标志性事件。
从马列毛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传统制造业的“加班文化”，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典型剥削手段。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下，资本通过突破《劳动法》的工时限制，延长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将工人的剩余劳动转化为超额利润。这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将工人视为“可消耗的生产要素”，而非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的核心表现：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
而特斯拉所代表的自动化生产模式，本质是资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剩余价值攫取方式的升级。95%的自动化率大幅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得资本无需延长工时，就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攫取相对剩余价值。这种转变，客观上降低了对工人绝对劳动时间的压榨，但并未改变资本剥削的本质!只是剥削的形式从“时间掠夺”转向了“技术控制”。工人需要掌握更复杂的设备操作技能，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从“体力劳动者”转向“技术劳动者”，这一转变也为工人阶级提升议价权提供了新的基础。
国内车企的转型浪潮，绝非偶然。年轻一代工人权益意识的觉醒，使得“用脚投票”成为对抗过度加班的有效武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让“人口红利”的优势不复存在;《劳动法》执行力度的加大，更压缩了资本粗放式剥削的空间。这一切，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体现。
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自动化不是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资本引入技术设备，本质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而非改善工人待遇。在转型过程中，部分企业可能会以“机器换人”为由裁员，或压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也需要从“反对过度加班”转向“争取技术培训权、合理薪酬权、就业保障权以及八小时双休工作制”的新战场。
一墙之隔，隔开的是两个剥削时代，但并未隔开资本的逐利本质。唯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才能在生产力转型的浪潮中，真正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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