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代伟人，他有着多重身份，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等等，而这一切成就的基础，源自于他首先是一个学问家。作为一名卓有成效的读书人，他在青年时代独创了一套系统的读书方法，并通过持续践行提升心力，终于立定了进德修业的规模，成就了不二的功业。
读有字书，更读“无字书”。从少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起，读书就成为毛泽东与人生斗争的基本方式，他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的跃进。
一开始，他把“四大名著”当故事读，后来又当历史读，越读越深，收获也越大。有老师建议他学习韩愈的文风，他就凭借一部字典，从句读、词汇到文章意旨各方面，逐篇研读韩愈文集，从而深得韩愈精髓，可以“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他还熟读儒家经典及“二十四史”等传统文史典籍。
1917年暑假，他与同学萧子升耗时一个多月、行程近千里，以近乎“行乞”的方式游学，游历了长沙、宁乡等五个县，向实而行、躬身体验，结交了各色人等，获取了新的知识，记下了大量笔记。有同学读过他的笔记后，称赞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参加革命后，他更加重视“无字书”的效用，时刻注重调查研究。无论是寻乌，还是兴国，每走一处，他都甘当小学生，向当地人请教本地的政治、经济、民俗、生活状况等实际情况，同时查阅当地的志书、历史等书籍，力争做到全面客观。
“循序渐进”方能“久久为功”。青年毛泽东认为，读书要讲究次序，要“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只有把基础打牢靠了，才能不断坚持下去。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制定出自己的读书计划，在一段时期里抓住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先后研读了《诗经》《楚辞》《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他每天到阅览室读报，了解、研判国内和国际形势，碰到不熟悉的国内外城市、港口、山川、河流，就用随身携带的地图、字典等工具一一对照，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写下心得。
他不只是有摘录报刊杂志的习惯，对于那些难以获得的好书，他甚至整本抄录。几年下来，笔记本写满了几大框，他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时事通”。
1917年，他在给友人的文集写序言时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以“对照思考”实现“切己体察”。青年毛泽东读书，总是把书中讲的事理和现实进行比较，把一本书讲的道理和另外一本书进行对照，把中国的思想和外国的思想进行对比，以思考思想和实践的差距、寻找真正的力量，从而改造思想，最终改造现实。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是杨昌济老师的讲课教材，他把这本书逐字逐句读过，分析批判书中的观点，批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一万多字。关键是，他把泡尔生这位西方思想家与中国诸位先贤进行对照思考，与中国历史进行对照分析，与中国现实进行对照研究，这样的对照指导了他在以后生涯中探索中国道路。
旧中国的黑暗漫漫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如同一丝亮光，把他以前接受的传统文化撕开了一道裂缝，思想革命、劳工解放、妇女解放、科学民主，这些全新的思想主张一拥而入，迅速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开启了思想转向。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近期略阅报刊，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一对照思考，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给出的药方是：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改变全民思想。
自学与“拜师”双管齐下。毛泽东在很早就意识到，读书主要靠自己，强烈的内驱力和详细的计划是取得读书成效的根本，但要形成有用的思想观念，也离不开经常性的与他人的切磋交流。
从1913年开始，他进入湖南一师，直到1918年毕业。学校课程多而且杂，他有选择性地上课，把重心放在历史、地理、哲学等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利用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进行自学，“像饿极了的牛闯入菜园子”。他甚至还专门自修半年，并且认为这半年是极有价值的。
他对共同学习情有独钟，先后成立过哲学学习小组、读书会等学习团体，向群众求智慧，读“实践”这本“大书”。1915年，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应者亦五六人”，这些有志之士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后来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他用这套读书方法，把“小书”读成“大书”，把“死书”读成了“活书”，把无情之书读成有情之书，锻炼出如金刚石般坚硬的心力，为波澜壮阔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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