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后，在乌克兰缴获了美国在乌克兰秘密设立“生物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的秘密资料，这让人联想到当年美国在朝鲜半岛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七十年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中，从西元1951年夏季开始，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在朝鲜北部大面积流行，致使众多的中、朝军人和朝鲜民众染病甚至死亡。对此，中、朝方面经严密调查后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而美国先是沉默不理，随后矢口否认。
当时，美国曾操纵“国际红十字会”向中、朝方面提出申请“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但中、朝方面对此未予理睬，而是自己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调查，另有“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由不同国家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
最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做出的调查报告都“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确认“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对这种指控，美国当然是坚持否认。
直到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处仍能看到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实物展览，而相关出版物也多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例如解放军出版社西元2009年出版的《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一书中就有三篇有关“美军细菌战”的亲身见闻。
一些西方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学者曾对朝鲜战争中美军细菌战有所研究，比如：
西元50年代早期，美国人约翰·鲍维尔曾在其编辑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上撰文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该杂志被美国政府查封，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还曾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
西元1995年10月，日本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其中“证明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韩朝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见“维基百科”《朝鲜战争细菌战》)
西元1998年，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出版《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
当年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最后的“概论”中曾说到：“委员会不能向世界提供下面各项的具体数字：朝鲜和中国被杀害的平民的总数，总发病率，及死亡率等等。那样做是不适宜的，因为那就是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概论)为了避免“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 也就是为了防止美国获得足以判断细菌武器效果的材料，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曾有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作出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这些供词都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些供词都详细地表述了各人的姓名、年龄(或出生年月日)、军阶、军号、在美国的家庭住址(或家庭通讯处)、家庭成员与本人婚否、参军年份、到朝鲜的日期、所在单位在朝鲜的基地名称、所驾飞机型号、在基地接受的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过程与内容，以及参与投掷“不爆炸的炸弹”(即装载带有细菌的昆虫或小动物的细菌弹)的过程，叙述详细，逻辑清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接受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内容都可相互参证。战俘中还包括三名上校衔级的较高级军官，即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四十九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他们分别供述了美方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目标、各个阶段的行动安排、参与行动的各飞行部队等等。有西方学者指，这些供述与后来被公开揭露出来的美国细菌战计划“惊人地一致”。(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
这些美军飞行员后来被释放回国后齐刷刷“翻供”，显然是在威胁下作出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作者认为：“档案表明，送到联合国的八个战俘的翻供声明是在面对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下作出的。美国政府自己的心理战委员会也认为这样的翻供不太可信。”(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
自朝鲜战争以来，许多事例都旁证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其一，美国在战争中惯于使用“非常规武器”，比如二战末尾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朝鲜战争中也曾威胁要使用原子弹)，侵略越南的战争中使用橙剂弹，两次入侵伊拉克的战事中使用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科索沃战争中对塞尔维亚进行空中侵犯时使用贫铀炸弹和白鳞弹，等等，都曾给平民造成巨大伤害。这反映出美国当权者具有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的狠劲儿，在这方面他们似乎没有道德压力，则其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这种“非常规武器”自然不在话下。
其二，西元1956年3月15日，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这证明了美国在使用细菌武器方面并无道德压力。此外，这份文件还表明美国显然早就在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至西元1956年已然确认可以投入实战了，所以内部文件明确“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其三，近年来许多报道已经证实，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占领日本时，曾秘密接收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并对其成员进行庇护和利用，这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时“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说法正好可以相互参证，而在当时，美国利用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成员的事实还是不为人所知的绝秘。
其四，西元2009年九、十月间相关报道指：西元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公共卫生署”曾派员在危地马拉从事“梅毒项目研究”，方法是让监狱囚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后身患淋病或感染梅毒，当美方医疗人员认为患者不够多时，还会让实验对象“接种”性病病毒，然后给患者注射青霉素，以便“搞清楚”多大剂量的青霉素可治愈梅毒，以及患者治愈后再次感染梅毒的途径等等。(见《秘密搞性病人体实验 美国向危地马拉道歉》)可见美国在搞细菌“研究试验”方面一向兴趣颇高，早有行动。
这两年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缴获大量的美国军方“生物实验室”罪行材料，说明美国自朝鲜战争之后七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细菌武器及生物武器的“研制”。
去年3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进行军事生物计划发表的评论指出：“我们证实，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发现了基辅政权紧急销毁基辅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痕迹的事实。我们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了关于2月24日紧急销毁特别危险的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和其他致命疾病病原体的文件。特别是，这里还包含了乌克兰卫生部关于迅速清理危险病原体库存的指示，该指示已发送到所有生物实验室。可以登陆俄罗斯国防部互联网门户网站查询这些材料。目前，俄防辐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部队的专家正在对相关文件进行研究分析。但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在紧邻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中，进行了生物武器部件的研发。(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微博号3月9日所发微博https://m.weibo.cn/2503806417/474514943770825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对美国的公开指控，为近些年来在欧洲发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动物“流行病”的原因提供了调查方向，也为前两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和二十年前发生的“非典”疫情都来自于美国军方的“生物科技实验室”的推断提供了佐证，同时，还为七十多年前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过细菌战的历史罪行，作出了有力的现实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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