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粒关乎社稷，麦穗国徽标志，麦囤国泰民安。小麦是我国主要的夏粮作物，关乎百姓生活安宁和国家安全。
小麦是北方的农作物，生于南方的毛主席年轻时很少见到小麦。1936年，他领导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陕北后，才比较多地与小麦打上交道。
1941年，陕甘宁边区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和朱德也有种田的任务，因为工作忙，便委托劳动模范杨步浩代耕。
1943年7月23日，杨步浩把收获的小麦，选了500斤最好的装了袋子，用4头毛驴驮着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主席和朱德。杨步浩感激地说：“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这才像无产阶级闹革命啊！”毛主席感慨地说，又问：“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1947年6月中旬，在转战陕北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毛主席仍然派汪东兴带领警卫人员去帮老乡割麦子，称这是最要紧的事。一直忙活到7月中旬，一个月时间。
毛主席表扬他们说：“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麦子，这同消灭敌人一样重要。你们了解了敌情，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的很好。”
1948年4月，在从陕北向河北转移时，路过古雁门关隘，毛主席和在地里干活的老乡攀谈，问他家几口人有多少地？农民回答家有7口人，有十几亩好地，去年全种了麦子，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更好的支援前线打胜仗，争取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听后，非常感动地说：“以前老乡们吃不饱穿不暖，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造成的。现在好了，你们要搞好农业生产，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加关心小麦生产，更加关心百姓的生活。
1953年三四月间的华北平原，本该慢慢升温，让沉睡了一冬的小麦好好感受春风的爱抚。可是，一场倒春寒，气温骤降到零下四五度，冬小麦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拔节期，大寒潮势必给华北平原带来巨大的损失，比往年要少收数十亿斤。毛主席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心痛，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在一张便条上写到：“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从此，过去一直属于国家机密的天气预报开始向普通百姓公布。
毛主席还非常关心农业科技，赵洪璋是小麦育种领域的专家、我国第一个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的知识分子，1956年1月29日，他到中南海参加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农业发展会议，毛主席专门让他发言，还亲切地称赞他：“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赵洪璋培育的小麦品种“碧蚂1号”在1959年推广种植面积9000余万亩，创下了我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一个品种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推动实现了黄淮海麦区品种第一次大换代和小麦生产的第一次飞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毛主席和谢静宜等人乘坐专列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当时，小麦渐渐成熟，毛主席透过列车窗户观看麦子丰收的景象，心情很愉快。
谢静宜突然发现有一个农妇四处瞅了瞅，偷偷地把一块地的麦子用镰刀割了装进袋子里，谢静宜立即对毛主席说：“主席你看，那个人在偷麦子！”
其实，毛主席也发现了，但是他对谢静宜说：“别出声，别出声！”
谢静宜十分不理解，毛主席一向是非常痛恨偷盗集体财物这种事，这一次看到那个农妇在偷麦子，为什么还不让人说呢？
毛主席像是在对谢静宜说，也像是在自言自语：“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
谢静宜这才明白，毛主席关心的不是“偷麦子”这件事，而是在担心农民能不能吃饱饭啊！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刮起了浮夸风。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还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这样的宣传报道下，各地不断的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的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的虚假记录。9月1日，《人民日报》还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
农民出身的毛主席深知人会说假话，土地不会说假话，他不断到农村调研，对不切实际的虚报产量的做法进行批评教育。8月4日，他来到河北徐水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问农业社干部今年的麦子每亩平均多少斤，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主席就露出惊讶的表情，赞叹道：“不少啊！”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在郑州一连住了9天，召开了纠正“左”倾错误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批评了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认为共产风“造成了一些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严重情况”。
1958年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与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时，提到农村的虚报和瞒产现象，他自言自语说到：“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寥寥数语，足见毛主席对人民群众中最广大的农民的这份深爱之情。
1959年3月1日，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晚上，特意在河南人民剧院观看了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王金豆借粮》。
1959年4月13日，毛主席在济南历城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队视察，在一块写有“典型田”牌子的麦田前面，他停住脚步，问：“这里的小麦一亩能打多少斤？”“一千斤。”东郊公社书记郑松回答。主席又转头问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你看能打多少斤啊？”白如冰说：“恐怕到不了千斤吧，但麦子长得的确不错。”毛主席摇摇头，微笑着说：“好是好，不过，我看能打出五百斤就不错了。”“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一看的。”
4月14日，毛主席来到天津武清豆张庄，沿着田间小路走到试验田旁，妇女社员们在小麦试验田里间麦苗。主席叮嘱大家，下种量过大影响小麦生长，要合理种植才能高产。
收麦子的季节到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的干部和老农共同组成一个试打班子，选择好的、一般的、差的小麦20亩，实行专人收割、专人运输，当场脱粒、烘干、过秤，进行试打。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专程来此参加试打。试打的结果是20亩小麦平均亩产572斤。几天之后，主席视察过的大辛生产队的小麦全部收获结束。全大队1700亩小麦，平均亩产400.6斤，比1958年增产254.31%。公社党委的2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742斤，没有达到原计划指标。
这天9月，毛主席又到山东视察，果然再次来到东郊公社，提起五个月前的话题，大家都非常佩服主席的判断，也佩服主席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返回济南的路上，主席对白如冰说：“这股风要注意啊，不要再听信那些话了。”最后，毛主席亲切地表示：一定要很好地管理、细心地管理，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防止倒伏及其它灾害，搞好通风透光，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1960年5月初，毛主席到山东，听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汇报夏粮的生产，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140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100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80亿。”接着，抵达郑州，河南省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迎接毛主席。毛主席劈头就问：“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
杨蔚屏说：“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
主席又问单位产量，杨蔚屏回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800多斤。”主席怀疑地问：“有那么多没有？”杨回答：“他那里好。”
5月11日，毛主席到郑州东郊祭城公社燕庄大队视察。燕庄大队的麦地正处于通风口上，前后有金水路和熊耳河呈带状流过，保证了充足的水和阳光，小麦长势良好。毛主席大步走向麦田时不慎一脚踩在牛粪上，陪同者非常尴尬，毛却一抬脚大笑道：“没想到我一脚踩在肥料上喽！”在麦田里，毛主席问陪同的省领导一亩麦子收多少斤，回答说“五六百斤吧”，毛主席又问燕庄大队支书吴玉山：“你说，我听你的。”吴玉山实话实说：“三百斤左右。”毛主席笑道：“这个才可信。”
毛主席多次指示，要给农民减负，减少粮食征购，藏粮于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1961年，国家粮食征购同比减少177亿斤。
1962年9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多给农民留出粮食，“这样他就能够多吃，能够较多地留饲料，能够保证种子。还有一个，他就能够储备一点，储备在农民家里，生产队也储备一点，以便备荒，应付突然事变”。
从毛主席与小麦的事例来看，毛主席始终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制定大政方针，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冷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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