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6周年。为了纪念毛主席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继承发扬毛主席的遗志和思想，激流网于2019年12月21日召开了主题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研讨会。本篇为阳和平同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几乎是全方位的。今天借着纪念他的诞辰，我想专门谈谈毛主席的人民观或群众观。我准备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 如何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性质?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是这样说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下犯上，也就是人民群众反抗压迫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也是为什么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群众运动我们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现象即本质，科学就是多余的。
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不存在无产阶级政党时期的自发的盲目的群众运动，一种是不被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一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有目的的群众运动。由于当今世界共产主义的低潮，我们必须对第一种的群众运动有个明确的认识。
群众对压迫自己的势力看得往往比较清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是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前并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当群众运动的目标并不明确，“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时候，我们主要的看他们反对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后者只有在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以后才能明确。因此群众运动中出头露面的和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尤其是在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
比如，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打着受基督教和儒家大同思想影响的拜上帝教旗帜。拜上帝教看上去并没有多少明显的先进性，但是起义军的行为是反压迫的，因而是革命的。同样，巴黎公社的带头人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行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
2. 是谁利用了谁?
有些人总是小看了人民群众的识别力，总是不自觉地把群众当成了阿斗，总是害怕群众上当，总是想“运动群众”，故一会儿跟在群众的尾巴后面，一会儿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上。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他们轻视群众自我教育的能力，其实是害怕群众。他们不是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看问题，不是看大方向，不是看主流，不知道人民群众不是那么好“被利用”的，不懂得凡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参与的抗争都具有天然的革命因素。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一翼有时候会鼓动和利用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来推动自己的主张，但是群众也往往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所造成的空间来借题发挥，以便实现自己的目的。
即便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来推动自己的解放事业，就像军阀混战时期和抗日时期的毛主席一样，更何况是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情况下的群众运动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群众运动被资产阶级的一翼所利用就反对它。我们也需要看到群众是如何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看到群众运动的革命性。
3. 如何对待“落后”的群众?
即使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毛主席的态度与走资派们也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1959年粮食紧张，赵紫阳打报告说农民瞒产，私分粮食。由此毛主席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看到的是国家政策脱离了人民，看到的是生产关系需要调整，从而制定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引导农民一步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佳蓝图。同时他也知道只有消除了群众对政府不满的因素方能铲除反动派利用群众不满挑战政权的社会基础。
对聚众闹事的群众毛主席的一贯主张是说服而不是压服。即便是文革中打派仗搞武斗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坚持以理服人，最多是像派遣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去解除清华大学武斗双方的武器那样。再有就是76年清明节的群众运动，有资料说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就坚决反对武力解决。毛主席把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看成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看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就是相信、依靠、发动群众还是以人民为敌、处处提防群众的区别。
就算是遇到了像56年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所引起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情况，毛主席的方法也还是力推全党的整风。但是没想到刚刚出世的走资派倒打一耙，借着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掀起了一场镇压革命派的“反右”运动。在对付走资派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以后，毛主席不得不通过文革这种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来反击走资派。毛主席当然知道帝国主义的“境外势力”和国内的反动派会兴风作浪，但是更知道不消除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根本原因，不从源泉上解决走资派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将事情仅仅归结为“境外势力”和国内的反动派，单靠打击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就会把群众推向敌对势力!毛主席的心总是站在群众的一边。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自从修正主义上台以后，那里的无产阶级就丧失了自己的政党，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让位于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这个表现在波兰仅仅一个波茲南市从55年秋到次年6月走向高潮的有10万多工人参与的罢工、上街游行等反抗上，也表现在匈牙利的工人群众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匈牙利事件在全国各地迅速地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上。
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时时刻刻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除了对内镇压工人阶级和对外侵略扩张以外他们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没有全局观念。因此，在那些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上台以后的国家里，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很难摆平国内各个不同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专制体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非官僚资产阶级就会越来越不满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资产阶级内部的对立迟早要造成政权的变更。
因此，东欧那些国家90年代一连串的政权变更其实就是非国家垄断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对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的不满所进行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变更而已。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前者对工人阶级起码要做一些哪怕是暂时的让步。
上面恩格斯的那一段话“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用在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把巴黎换成波兰，确实“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波兰)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波兰的工人阶级在70-80年代用工联主义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进步。但是后来“团结工会”的上层在工联主义的基础上投靠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如同英国的工党，这是工人阶级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因为最后的结局而否定当初波兰工人阶级反抗的革命性。
同样的，埃及等地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所反映的也是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反抗。这是局势的主要方面。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反应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不一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都想在人民群众反抗当局所造成的浑水中摸鱼。正因为由于埃及等地的人民斗争还达不到对埃及等地的统治阶级造成致命的威胁，所以那里的统治阶级还用不着大规模地动用武力来对待人民群众的“街头政治”。那些仅仅看到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试图左右群众运动的行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的人，他们不由自主地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
4. 什么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上一些群众运动经常会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掺和之下，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那么，如何定性一场运动中的打砸抢烧等行为?什么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我们有必要考察历史上带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运动，以便总结其规律。
美国内战以后常有南部的白人聚众绞杀黑人的行为。可它是在国家暴力的纵容下进行的，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认可和默许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它还是反映了底层白人老百姓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这一不满情绪被统治阶级利用种族矛盾发泄在被压迫种族的身上。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只要看看比如北京或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尤其是对河南人的歧视就可以知道底层老百姓对现状的不满是多么轻易地会被有权有势者引导到歧视更加底层人民的身上，比如劳动力市场甚至有个“过滤河南人”的一说。网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北京人抱怨外地人把北京搞的脏、乱和拥挤。这种地域歧视放大了就会有类似美国白人老百姓欺压黑人的行为。
再有就是希特勒的纳粹挑动德国老百姓迫害犹太人的例子。它也是在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的纵容下进行的。同样的，希特勒也是尽力地把老百姓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转嫁在犹太人身上，以便转移矛盾。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历史上犹太人受排挤，他们能够从事的行业不多，经商是他们少有的谋生手段。那么老百姓对资本主义的奸商和对高利贷的憎恨就轻易的被责怪在犹太人身上，就像华人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经商所引起的当地人普遍的排华情绪和歧视一样。
只有资产阶级才会从事以上这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群众运动”，而没有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做后盾和默许的所谓“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因此，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取决于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默许和支持还是打压。拿目前定义含糊的“民粹主义”来谴责打砸抢烧的群众运动是上层精英一贯的伎俩，是无济于辨别是非的。
比如，1978-1979年期间发生在越南的群众性的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是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群众运动”，因为它是受国家暴力的默许和支持的。文革中走资派挑动的武斗也同样地具有反动的性质。
相反地，巴勒斯坦的老百姓用人体炸弹袭击包括普通居民在内的以色列据点的行为，虽然在策略上不明智，却是在以色列剥夺了他们其他所有反抗手段之后的不得已的反抗手段。这些“恐怖”行为和抗战期间铁道游击队破坏铁路炸桥梁行为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反抗压迫的举动。
再有就是1968年美国主张非暴力反抗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以后爆发的全国性的黑人暴动。绝望了的群众愤怒地殴打过路的白人，砸毁过往的车辆和社区的商场，抢劫商家的物品，焚烧商业建筑和政府机关。虽然黑人的暴动有盲目的反白人一面，但是它却获得了毛主席的支持。在1968年的声明中他指出：“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事件，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由此可见，从青年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晚年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声明和文革，毛主席总是站在被剥削的人民一边，总是站在被压迫的民族和被打压的群众一边。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群众越来越怀念他。
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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