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在国内热映。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我志愿军英勇战斗、艰苦卓绝的事迹，引发了一波新的抗美援朝热，全国青年一代再次认识了我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精神，重新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毛主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长津湖》应该是起到了这个作用的。
现在有些人不理解，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志愿军战士为什么那么英勇？他们的力量是哪儿来的？那些事迹是真实的吗？
虽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反映生活的，毛主席还指出作品主题要“高于生活”，但是由于人们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文艺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100%。比如，我所在的高炮团，敌机的炸弹片将我们战友的肠子炸出来了，他还坚持战斗，怎么表现？我的入团介绍人舒永林同志（回国后当了我的连长，还健在，92岁了，现住北京。）是三炮手，站着操作的，一炮手杨永焕是坐着操作的，舒永林就站在他后面，两人身子贴着，可是弹片飞来削去了杨永焕烈士的脑袋，舒永林连擦眼泪的时间都没有，立刻接下杨永焕的操作，一人当两人，坚持作战到最后，保卫了整个阵地。电影怎么表现？所以我认为，电影《长津湖》所反映的条件的艰苦，战士们的英勇，敌人的猖狂，战斗的惨烈，都是不能还原真实生活的。因此，对我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斗争是不应有丝毫怀疑的。
七十年了！过了几代人了，大部分有这个经历的老同志们都故去了，电影的导演和演员都是年轻的一代，我不知他们能不能如实地反映出我军力量的源泉这个问题。今天，我就自己的亲身体会，向年青的一代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对我们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是大有帮助的。
我是1951年1月在抗美援朝的号召中在学校参军的，先到上海华东防空军第三防空学校学习，一年后调入朝鲜高炮524团参战。
先说我入伍的动机。我在解放前见过旧军队，国民党的官兵关系 是阶级关系，官长是压迫士兵的，士兵是奴隶，长官对士兵的管理，依靠的是高压手段，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出操训练，长官手里拎着皮带，不合要求的，上去就抽一皮带，踢一脚。兵员不够，就抓壮丁，不服的就用刺刀捅死。我有一个族叔就是被国民党军队捅死的。士兵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枪毙。国民党就是靠残酷手段巩固部队的。这些当兵的在老百姓面前，也学他们长官的样儿，欺压百姓，打人，抢东西，无所不为。抗战胜利后，一些伤病员上街，处处摆功耍横，购物少给钱，“老子们是抗日的，流过血，你怎么着？”还有一些杂牌军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可以自称司令，为覇一方。要吃要喝，要钱要粮，就派几条枪到各村去搜刮，稍有反抗，就用枪托揍人。老百姓称这些当兵的是“穿老虎皮的”“二尺五”，痛恨至极。
现在旧社会思想严重回潮，有些人吹嘘（也是炫耀）自己的先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什么大官，有的共产党员也帮着吹，其实，那都是喝着士兵和人民的血养肥的。共产党员也不讲阶级关系了，忘本了。
当时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谚语，我从小就恨当兵的，讨饭都可以，坚决不当兵！
可是解放才一年，不满18岁的我，就违背父母的意志，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因为这时我已经学习了党史和军史，知道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尤其知道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过程中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前，我们的军队虽然叫工农革命军，但军官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实行的还是旧军队的一套。军官每个月要拿军饷，官兵不平等 ，官长打骂士兵，军人欺压百姓，都被认为是正常现象。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规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军民一致，工农红军是革命的队伍，后来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体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等，更是明白晓畅地宣示了红军是工农的队伍这样一个宗旨。
我军内部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官兵一致，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批评官长的权利；军事民主，士兵知道为什么打仗，有时在作战前，士兵参与讨论作战方案，献计献策，这样打起仗来，更能调动士兵的积极主动性；经济民主，当时我军经济困难，军官无钱关饷，实行供给制，经济待遇上军官和士兵差别不大，连排长和战士吃一样的伙食。连队每个月主要是司务长向全连公布伙食账目，收入多少，开支多少，交待得清清楚楚。
三湾改编最具有伟大意义的地方是共产党将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打仗最好的是叶挺独立团。其战斗力最强的原因就在于该团有共产党的组织。三湾改编吸取并发展了这一经验，将共产党的组织从团部扩展到连队，就是著名的“支部建在连上”。连队有党支部，各班排有党小组，这就成了我军各战斗部拖不垮、打不散的根本保证。
在朝鲜，我军三湾改编的精神一点也没有变。首先，我们和朝鲜乡亲们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们除了用当地的水和柴（驻地周围漫山遍野都是树枝，不愁柴烧），一切生活所需都是国内供应。朝鲜人终年喝生水，老大娘知道我们喝开水，就烧开水给我们喝。他们腾一间屋子给我们住，还帮我们烧好热炕。1951年朝鲜农业生产极度困难，耕牛被美机炸死，农民在田间劳动也会遭美机扫射，加上又逢灾荒，到1952年初，朝鲜农村就断粮了。我去朝鲜的时候，指导员就带着我去给村里农民发救济粮。这些粮食是我们连队节余的，有几百斤，全部给了老乡，对于一个小村庄是能帮他们渡过难关的。他们对我们志愿军也是高度热爱，虽然他们没有粮食，但我们的仓库就建在他们村边，颗粒无损。朝鲜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把国内的“军民一家亲”带到了朝鲜，和朝鲜老乡实现了高度的军民一致，从我志愿军一方来说，我们的出国作战则是践行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点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明确的。
我们连队干部战士关系非常融洽，最困难、最危险的事总是干部带头，党员带头。我们团是随彭老总第一批入朝的。我们连拖着火炮过清川江向南开进的的时候，零下二三十度，从冰面上通过。前边4 门炮都顺利过了江，最后是弹药车，陷到江心里了。麻烦大了！没有炮弹，已经通过的火炮就成了废物。当时我们不能生产炮弹，不能舍弃不管另从国内领取，必需挽救这些炮弹。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就带头跳进冰窟窿将炮弹一箱一箱扛上岸，然后将汽车拖上来。放在国民党军队里，是长官拿着枪逼着士兵干，自己不带头。
有一次转移阵地，必需先将火炮从山上下放到山脚由汽车拖运。下山时是炮管朝后，面向山顶，炮身拴上缆绳，全连所有人拽住缆绳，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放。牵引杆朝下，掌握方向。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牵引杆，使火炮直线下山，一拐弯火炮就要侧翻报废。掌握牵引杆的是一排长庞书声同志，下冰窟窿救炮弹也有他带头。转移阵地为防敌机偷袭，只能在半夜进行。后面拽缆绳的人群看不见前面的地形，也看不清一排长的身影，只是一步步听口令往下挪。不料，快到山脚时，意外地人群没拽住，火炮直往下冲。我心想，完了完了！一排长完了!炮也完了！火炮从身上碾过去，不死也是重伤呀！我们都涌到山下，庞书声同志牵引杆始终没松手，火炮在山下一个土坎前刹住了。一排长救了一门炮。回国后，全连给他评了二等功，他也当了我们的副连长。
即使在作战环境下，连队也能按上级规定召开军人民主生活会。这也是三湾改编精神的继承。大会主要是评议干部，战士们对连长、指导员、排长都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什么军阀作风、简单粗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享乐思想、模范作用不够等什么意见都提。会后干部还不能打击报复，给小鞋穿。实际上经过军人大会，干群关系越来越好。
到了1952年，我军基本控制了北朝鲜的制空权，敌机很少来，没有仗打，战士们就嗷嗷叫，给连长提意见，要求换阵地，找敌机打。连首长就发扬军事民主，交给各班讨论，战士们踊跃发言，献计献策。
不是说美机很猖狂吗？为什么是找飞机打呢？因为经过一年多的作战，美机被我们打怕了。就拿我所在的高炮团来说，一年多作战1480次，击落敌机53架，击伤214架，俘敌飞行员15人。我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330架，击伤200多架。苏联空军击落800架，我方共击落1000多架。所以敌机基本上不敢大批深入我领空了，白天只派侦察机来晃悠，选择没有高炮阵地的上空飞行。我们每个连都准备了两三个预备阵地，敌机不飞我们在用的阵地上空，我们就转移到备用的、它经过的地方去，打它一个突然袭击。 高射炮也能打游击，是我们志愿军的发明。
我们的炮阵地都安在山上，火炮上山下山非常困难，但都是经过了群众充分讨论的，执行起来群策群力，效率极高。敌机来了怎么打，也是大家充分讨论了的，不光连长心里有数，每个战士心里也都有数。
每个月司务长都要向全连汇报伙食收支情况，实行经济民主。
毛主席培育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它是不可战胜的。国民党的兵到了我们部队就不想走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我们连二班长谢春龙、四班长王忠山（全连才4个炮班），都是国民党部队过来的，入了党，成了连队骨干。一班三炮手舒永林也是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因为表现优秀，被选为连队党支部的战士支部委员。
从三湾改编后我军一直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到古田会议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要划清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 。从此，三湾改编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更加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少，毛主席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以后又经过延安整风，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和红军中开展共产主义教育，从意识形态上武装他们，造就了两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弥补了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人数的不足，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有伟大意义的。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军胜利的源泉还有两条。这是当时的实情，不知《长津湖》中有无反映？如果有反映，则说明导演中有高人。如果没有反映，我们必须说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没有这两条，志愿军是不可能胜利的。
第一个源泉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美援朝战争要不要打？这是当时问题的关键。如果决定要打，那是要有天大勇气和魄力的。毛主席最后决定了出兵，我们就坚决执行。后来评出了许多战斗英雄，其实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的英雄是毛主席和彭老总。
那些年，毛主席的威望特别高。全军上下对毛主席无限信任，毛主席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只要是毛主席决策的，全军上下坚决执行，毫不动摇。这是从秋收起义以后的斗争历史表明的，也是遵义会议以后一再证明了的，大家从实践中知道，听毛主席的没有错。这一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非常明确，在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这是历史，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现实。
我在上海第三防校被安排当了六个月的文化教员 ，教学对象是华东防空军文化很低的营连干部，大部分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入伍的队长、指导员、管理员，他们全部是三野的，都是山东人和苏北人，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都是贫苦出身，我住在一个学员班，12个人，个个都是扛长活的，要过饭的。资历最老的是1938年入伍的防空军司令部管理员王占元同志。他从小就是孤儿，不知自己生于何年何月，还是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他失散三十多年的唯一亲人、9岁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的姐姐，才知道了自己确切的年龄。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来了以后才获得解放的，他们作战都非常勇敢，我跟一个当过老侦察员的张成柏同志住一个房间，班里还有一位也当过侦察员的刘汉文同志， 他们都曾只身入虎穴抓过“舌头”，完成过不少艰险任务。还有指导员李兆宽、张季宗，都跟我说，在解放战争中，粟裕司令指挥七战七捷，打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我们的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累得大家受不了，战士们发牢骚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首长就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战士们思想就通了。
打长津湖战役的也是三野宋时轮的部队，冰天雪地，装备不足，毛主席指向哪，大家就奔向哪 ，明知会有牺牲，也一往无前。
没有这一条，抗美援朝是不可能胜利的。
第二个源泉是部队永不松懈的阶级教育。
那时我们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很多人苦大仇深。党在军队中经常开展阶级教育，干部战士都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为了贫下中农、为了全天下劳苦人民的翻身解放打仗。那时党组织已经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把这称为阶级觉悟，
部队天天讲阶级觉悟，班长、排长、连指导员找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必讲阶级觉悟。在朝鲜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只要想到是为了天下劳苦人民的解放，就会勇往直前。知识分子到了部队，要向工农同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也是讲阶级觉悟。这是当时的实情，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讲文凭，就抹杀或诬蔑当时的历史。
三野的部队，每到要打大仗之前，就要进行忆苦思甜，有的还演《白毛女》等戏剧，激发部队的阶级觉悟。当年入朝的部队，没有不讲阶级觉悟的。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就是部队的素质，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
党和军队培养的是集体英雄主义。每次执行任务时，干部战士心里想的都是坚决完成任务，不是首先考虑自己会有什么好处。黄继光、邱少云等同志后来个人被评为了战斗英雄 ，但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心里想的是完成集体的任务，宁愿牺牲个人，也要争取战斗的胜利 。
这是一种阶级意识！这就是阶级觉悟！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还有一个问题，被现在的舆论扭曲了，就是敌我武器相差悬殊的问题。按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志愿军当时一定是吓破胆的，这里要附带说一下，要破一破这些同志的唯武器论思想和恐美观念。毛主席说过，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我在上文说的力量源泉就是说的我们“钢少气多”。
现在有些人说起抗美援朝，总是把敌人武器如何厉害放在第一位，说得十分惊悚，好像他们说的就是当时我们指战员的真实精神状态。敌人武器先进，我们早就知道的，也不是不害怕。飞机扔炸弹，还是要躲防空洞。但是，不能像他们那样谈问题，这不符合实际。真实的态度还是毛主席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如果在战略上重视敌人，不是纸老虎，是钢老虎，认为敌人是不可战胜的，就不敢入朝参战了。不光如此，一切革命行动就不要举行了。因为一切革命开始时总是弱小的，敌人是强大的。胆小怕事，畏葸不前，不敢于斗争，只有取消革命，取消抗美援朝 。
在朝鲜我志愿军为什么不怕敌人的“钢多”？因为我军从一开始就是在敌人“钢多”的条件下作战的。红军时期国民党就有飞机大炮，我们靠长矛、梭标打仗，贺龙还两把菜刀闹革命 。抗日时期日本人也有飞机大炮，我们只有步枪手榴弹和土雷。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也有美式先进装备，飞机、坦克、大炮、汽车，武器上压倒我们。74师是全美式装备，先进得很，反而被我们三野消灭了，狂妄不可一世的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在他们飞机大炮的轮翻轰击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对敌人武器的优势我们从不胆寒。这个态势出现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将士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恐惧。现在有些人真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一次，我营六连有一门炮在公路上行驶，敌机追着扫射。该炮长（班长）张菊明同志就停下来摆开架势和敌机对射，敌机被打退了，该炮完好无损。张菊明同志也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后来被评为战斗模范。
另一方面，要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把敌人看成真老虎，钢铁老虎，吃人的老虎，要善于斗争。我们在这方面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我想电影《长津湖》定会有充分体现。
这些就是我们当时面对美军先进武器的精神状态。
70多年了，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在目，令人遐思。当今中国，仍然面临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战胜敌人的力量之源。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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