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一生着重悼念哪些人，看当今左翼应该纪念什么人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雷川
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曾为一些去世的人写挽联，或者写纪念文章。其中有些，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他写过诗歌《挽戴安澜将军》，悼念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将领戴安澜；他为民主战士邹韬奋先生的逝世写过悼念题词；国民党上层人物蔡元培去世时，毛主席也曾送挽联。
在革命队伍内部，毛主席很少写文章或者挽联悼念去世的同志，因为革命就是奋斗，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仅仅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过词，还有就是为普通警卫战士张思德致悼词。当然，他也曾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写过纪念文章。
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往往是“古来征战几人回”，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毛主席要重点纪念一个普通的警卫战士张思德？
张思德牺牲于阴雨天在炭窑里烧炭时窑顶突然塌方，按现在说法属“生产事故”。毛主席专门提出要给张思德开追悼会，是因为张思德生前短暂的人生中，工作、为人特别好，领导喜欢、战友认可、老百姓夸奖。张思德精神实质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形象点说是“三个不忽悠”：不忽悠工作、不忽悠他人、不忽悠自己，尤其不忽悠自己的人品。
毛主席夸他最大优点是只做事、不吭声，嘴巴都长到别人身上去了。毛主席正是看好了小人物、大作为、大意义、大价值，他用小人物说大事，用小人物、平凡事论大理。这样一来，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不仅仅具备打仗不怕死的精神，而且还能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军指战员都学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同时把这个大道理与自己的具体工作、具体生活结合起来，不是空讲“为人民服务”。所谓“自己的生活”，就是在革命队伍中怎样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集体中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毛主席为白求恩写纪念文章，绝不仅仅是出于统战需要而对国际友人表示悼念。从《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是在表彰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
毛主席把白求恩树立为典型，恐怕不只是因为白求恩学历高、医术高，在八路军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主要是弘扬白求恩的精神。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明确指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然，毛主席也曾为刘胡兰题词。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年代，在战场上打仗不怕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来说，那是最起码的。在敌人的监狱里、酷刑之下，临危不惧，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来说，也是最起码的。但是，刘胡兰才13岁，面对敌人的屠刀面不改色，集中体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重视文化斗争。
建国初期，他就敏锐地抓住了关于《红楼梦》批判问题的争论、关于电影《武训传》的争论，等等。针对国际上苏联修正主义大泛滥，毛主席领导中央写作班子先后写出了“两论”、“九评”，为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到了1960年代，毛主席紧紧抓住我国文化界、教育界的修正主义苗头，将它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切入点。
但是，毛主席在这一时期树立的典型，不是哪一位能写文章的“笔杆子”，而是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战士雷锋。雷锋与张思德一样，不仅爱憎分明，而且对工作有一种火一样的热情，对同志有一种春天般的温暖。
而对于能写文章的人，毛主席历来是热心培养、积极鼓励，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自己是一位会写文章的“大家”，而且因为毛主席从来认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光能把文章写好，还只是一半。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毛主席大力倡导工农兵上大学，提倡各地成立工人理论组，要求报纸、媒体多刊登工农兵写的文章，但是毛主席绝不是希望大家都变成写文章的“秀才”，而是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向雷锋学什么？就是学他公而忘私的品德，学他脚踏实地的作风，学他“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
毛主席树立张思德、雷锋为典型，并不嫌弃他们文化水平低，也不嫌弃他们级别低、地位低，也不管他们年纪轻轻。到此，我们就可以感悟到，毛主席一生着重悼念哪些人。那就是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人，弘扬他们高尚无私的品德和对工作的“一团火”精神。
那么，我们今天的“左翼”，平时在重点纪念哪些人？恐怕我们是在重点纪念一些能写出“大块文章”的人、能拿出滔滔不绝的理论的人。这种选择，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路子？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吧。
当今的“左翼”队伍里，我们不必像刘胡兰那样面对敌人的铡刀，但我们是否需要一大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人？
其实，毛主席着重树立品德高尚的人，不仅仅体现在他着重悼念哪些死去的人，也体现在他1937年1月给徐特立的一封祝寿信。信中赞扬徐特立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人，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也就是说，徐特立是一个谦虚的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忘我的人。
对于老同志，毛主席1940年1月为吴玉章祝寿时指出：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毛主席在这里指出，这个标准就是，他必须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毛主席说：
“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其实也指出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与白求恩精神相对立的现象。例如在表扬了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之后，紧接着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在1937年1月给徐特立的祝寿信中，也是这样。在称赞徐特立“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之后，紧接着说：“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在称赞徐特立表里如一、“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之后，紧接着说：“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在称赞徐特立“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之后，紧接着说：“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
在我们今天的左翼队伍里，是不是也有诸如此类的不良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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