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是有理由大大地高兴的，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1958年2月28日他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说：“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从个人来讲，他一个农民的孩子，到省城求学，做过北漂、沪漂，又上山打了这么多年的游击，在党内被留洋派排挤，在党外被蒋介石踢到大西北窝了13年，好不容易当上主席，最终一统江山，应该是志得意满啊?
可见，毛泽东的“志”，不是当主席，不是当“一把手”，不是“一统江山”!
“得志”则“高兴”，“不得志”则“郁闷”，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范进的“志”是中举，中举后就疯了;孟郊的“志”是金榜题名，他进士及第后写的一首七绝《登科后》是这样描述心情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古人的“志”是当官，升职后就是“推杯换盏喜封侯，歌舞青衣觅醉眸”。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次改朝换代，哪一个起事的头头不是把争天下，夺政权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不是把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和最高的荣耀?
而毛泽东呢?却不高兴!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定：用俗人的逻辑，是很难理解主席的心境的。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在私欲中讨生活的人，永远读不懂毛泽东”。
据逢先知《毛泽东传》的记载，毛泽东对他的秘书田家英也说过，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毛泽东清醒地认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他坚定地认为：“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是不是这样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贪污腐败查不胜查，看到一些地方村霸横行、娼妓遍地，看到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看到的贫富分化，是证明毛主席老糊涂了，还是他老人家有远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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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实现比什么都更值得为之奋斗。夺取政权只是手段，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才是他奋斗的目标。
于是，我们可以整理这样的逻辑——
新中国建立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面对“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啦”之类的声音，他说：“部分党员不想继续革命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大家日子似乎过得好好的，他却预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1955年，他不当大元帅;困难时期，他主动给自己降薪;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哭着说：“我一想到咱们的红色政权是用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的生命换来的，我就特别担心现在和未来党的路线问题。”
1974年10月，他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竟然否定自己的成绩:“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他的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生。1994年，89岁的雷洁琼前往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她热泪盈眶、有感而发，亲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表达了她对伟人的敬仰之意。
正是这种超脱个人利益而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境界使毛泽东不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文/新青年2020，来源：新青年8341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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