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只要一下暴雨，作为水资源欠缺的我国非但不能有效地趁机蓄水，反而凡是有山的地方，就山体崩塌，山洪暴发，浑浊的泥水铺天盖地而降，疯狂摧毁道路、桥梁，淹没田地、房屋、牲畜等，吞噬许多人和车，场面格外令人惊骇。今年的灾情好像比往年更严重。面对这种年复一年的惨况，报纸上和电视中却常常出现什么“多少年一遇”以及“多难兴邦”之说，似乎想让人们相信罪责都在老天，洪魔肆虐并非坏事。
其实，应该说主要罪责在人祸，在于狂砍滥伐林木，在于官商勾结大兴土木,恣意破坏水利设施，在于不思治山治水，一心只筑安乐窝。对于这样腐恶的行径，早就有人斥之以“农工商，一扫光”、“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请看阎连科《父亲的树》一文的描述：“忽然的，农民分地了。农民们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就这样，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那些稍大的可做檩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里运输的大车小车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空荡洁净，也就忽然明白了父亲和他人坟头上被人砍树的原委和因果”。
在狂砍滥伐的同时，我们还不顾国情大搞特稿“一次性”。 1997年12月13《中国青年报•一位提琴制作家的心愿》一文披露：我国东北地区制造提琴的好料——鱼鳞白松近乎枯竭。原因何在?在于它是制造一次性筷子的材料而被大量砍伐。文中说砍伐者乃东北地区许多向日本出口一次性筷子的工厂，致使宋茂林——著名的“森林牌”提琴制作家到该地买不到鳞松，只得远涉新疆天山，成百立方地尽量抢购，以此来与日本人竞争。2000年第1期《世纪行•令人心惊的日本之旅》一文揭示：“日本的森林覆盖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比我国高好几倍。但他们严厉禁止砍伐森林，大量从我国进口木材。几天以后到北海道的札幌，看到有很多船是从大连来的，装的都是我国东北的原木。……他们用我们的原木做成方便筷、牙签，用完了再回收做成木浆出口给我们，一进一出，净赚我们一倍的钱。”
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生产一次性筷子的工厂已超过1000家，每年消耗的木材相当于北京市全部的森林储备量。如此一次性，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我国消费得起吗?要知道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3%呀!林业专家告诫说：如果把一次性筷子的方便效益定为“一”的话，那么，一棵树的生态效益则是“九”。撇开政治账，单就经济而言，生产一次性筷子实在太亏了!虽然日本最先使用一次性筷子，但用材全部从国外(主要是我国)进口。1998年高考政治全国卷针对“一次性卫生筷”设计的第31题说，就是这个“某发达国家，为保护自自己的森林资源，禁止企业使用本国木材生产一次性卫生筷”。在1997年12月京都召开的国际环保会议上，作为主席国的日本宣布一次性用品的生产、使用将逐渐被取消。个中的道理不难明白：“一次性”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害大大超过其带来的“方便”之利。然而另一方面，东瀛用金钱诱使邻国开足马力生产一次筷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以邻为壑吗?可我们的眼睛老盯着人家的钱袋子，不顾“断子孙路”的后果还在那儿埋头蛮干，实在是令人悲哀。
再说一次性筷子并不像有的人赞美的“卫生”。有包装的“一次性”，要经过许多工序，难道每道都是在无菌的条件下操作的吗?全裸的“一次性”就甭提了。2013年3月21日《楚天都市报•热水泡过筷子后变“黄汤”》一文揭露：“青岛商家自曝一次性筷子多用硫磺漂白”，“用硫磺熏蒸筷子危害大”。还有，2009年6月29日《报刊文摘•专家爆料：一次性纸杯八成未认证》一文揭露：“目前国内一年卖掉120亿只纸杯，大概有八成没有通过认证，其中许多是含有毒物质的不合格商品。”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能误区知返，立即制止生产一次性，提倡使用耐用性的东西呢?何况如今有各种洗涤剂和消毒柜，做到“使用放心”并非难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有利于保护森林的事，到今天我们仍然做不了，尽管有许多人不断呼吁。但直到如今，街头巷尾依然随处可见一堆堆遍身污垢的一次性筷子和纸杯，令人触目神伤。要知道，“一次性”起源于西方文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以消耗、掠夺、独占以及毁灭地球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如果不能从现在起就终止这种发展模式，那么，终有一天，中国的每一个冬天，都会是瘟疫蔓延的暖冬;每一个夏天都面临狂傲无羁的洪峰”(秦晓鹰《关于“不”的断想》)。
我们不能忘记：史上记载的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的西北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如今却变为濯濯童山和深沟巨壑，就是由于封建帝王急功近利，带头大规模营造宫殿，驱使众人狂砍滥伐造成的。如今必要的治山治水被诬为破坏生态，改天换地、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被嘲笑，而与此同时，许多“砖家“大肆鼓噪所谓“天人合一”，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丧尽天良的官商勾结起来像蝗虫一般扑向山水，大兴土木,恣意破坏“改开”之前千千万万农民艰苦奋斗创下的水利成果，其规模之大可谓前无先例。2010年10月7日《楚天都市报•防洪水库怎成别墅区》一文揭露：“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保卫运城安全而修建的苦池水库，占水库面积近三分之一的千栋别墅群竟建设得如火如荼”;“防洪水库之所以变身‘别墅群’，足见资本与权力联手的肆无忌惮”;“前不久，云南马龙县城被淹，就有当地居民称因房地产项目挤占河道”。这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进行普查，我敢断言类似的倒行逆施遍布全国各地，其造成的恶果想起来实在令人恐怖。有谁能告诉我：“改开”之前我们修的无数大中型水库还有几座安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今广大农村居住的绝大多数都是“3860”加留守儿童，乡匪村霸横行，谁来治山治水?好不容易搞了一点应景的水利设施靠谁来维护?“天人合一”确实好，但此美境绝不是天赐的，要靠人去努力创造。一个居住小区的林木假山细流都要有人管理维护，不然就会一片狼藉，何况自然界的树木山水?只顾狂砍滥伐，猛挖乱堵，全然不思有序治理，洪魔怎么会不肆虐?上述年复一年的惨状就是铁证!
面对惨状我如鲠在喉，因而在此大声呼吁：不要再胡诌什么“多少年一遇”了，不要再自欺欺人地鼓捣什么“多难兴邦”了，要深刻检讨我们在农村搞的一套;不顾国情效颦只会招来得不偿失，单干经济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只能加剧洪魔肆虐，空心农村实现不了小康，只能陷于破败!
作者：徐逢春，湖北省咸宁市鄂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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