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与祁同伟具有同样成长经历的人,早年的艰辛让他们养成了俭朴的美德——即使经商成功,却对物质享受并不沉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洁身自好。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以来,热度持续升温。对剧情的各种解读、评说,时时刷爆朋友圈。这其中,有一种观点,是对剧中贪腐分子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的“同情式理解”。祁同伟家境贫寒,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乡司法所,最终是通过婚姻改变了命运。祁同伟剧中自称走上贪腐违法之路,是前三辈子穷怕了,这种论调,被不少人认同,一些粉丝甚至大喊“心疼祁厅长”。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往往率性随意;但是,类似言论背后代表着一种社会情绪,却值得重视。
不用说,祁同伟前半生的经历,在当今机关事业单位中高层干部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出身贫寒家庭,受惠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中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因机遇垂青,在事业上有了一方天地。不过他们奋斗过程不易,此间难与外人道的种种艰辛,足以刻骨铭心。他们对祁同伟的同情,或多或少,有物伤其类的成分。
而更多普通人对这种同情的附和,则反映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阶层焦虑——人们期待社会有更强的流动性,给更多人足够的上升空间。这些情感,都会让人们面对祁同伟们时,有着远比痛恨更复杂的情感。
但是,我们冷静理性地观察思考,祁同伟的成长经历具有代表性,但他的贪腐之路并不应该具有必然性。事实上,更多与祁同伟具有同样成长经历的人,早年的艰辛让他们养成了俭朴的美德——即使经商成功,却对物质享受并不沉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洁身自好。
祁同伟把自己违法乱纪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父辈的贫困,这种自辩之词,是没有是非之心的无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父辈所代表阶层的羞辱。我们不否认成长经历对人的影响,但是,早年的贫穷决不可能成为身居高位之后贪赃枉法的理由。
而反过来看,像《人民的名义》剧中的赵瑞龙,父亲是副国级高干,成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不一样无恶不作?类似的,还有剧中人物省油气集团老总刘新建,按眼下说法,也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不也一样贪得无厌?
因此,讨论当下的贪腐,如果眼睛盯着贪官们的出身阶层,极易用情绪代替是非,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观点。说白了,它是“文革”中“出身论”的当代翻版。这种观点如果四处流播,积非成是,无疑等于给大量寒门子弟打上了羞辱性烙印,令本已被强化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雪上加霜。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一个官员的清廉与贪腐,与出身的社会阶层没有必然联系。祁同伟身为寒门子弟,能力出众,但从他的婚姻选择,可以看出其工于心计,这是人性之恶。但假如有制约权力的完善制度,即使身上缺点多多,他或许可以凭能力走得更好。可惜,制度的漏洞放大了祁同伟品德的缺陷,让他走向深渊。从这点上讲,祁同伟的命运让人叹息扼腕,但不值得同情,而加强制度建设则永远是反腐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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