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戏曲中官员出行，前有衙役鸣锣开道，后有随从跟班护卫，自己端坐于大轿之中，好不威风。
其实，对于官员坐什么轿、敲几下锣，每个朝代都是有规定的，该坐“四人小轿”的，不能乘坐“八抬大轿”，该敲11棒锣的，不能敲13棒锣。据《明史》记载：“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清史稿》亦载：“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
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所发的第一道公文就是知照沿途各州县驿站，声明：“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禀遵毋违。”
林则徐如此轻车简从，从这一侧面不难看出，为什么他能够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气壮山河、正气浩然的诗句。
不摆官谱，知道的人可能待之以礼，不知道的人肯定不会高看一眼，所以就不可能有什么“面子”“排场”之类。明朝洗马杨守陈回乡省亲，一个驿站的站长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不知道此“洗马”非彼“洗马”，就很轻视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守陈听后，并不生气，平静地回答：“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过了一会儿，有人向驿站长报告，有位御史即将来站。站长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促杨守陈赶快把房间让出来。杨守陈仍然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这位御史驾到，一进门见到杨守陈，立马跪下磕头请安。驿站长方知闹了“乌龙”，连忙跪在阶下请求宽恕。谁知杨守陈根本就不计较。如果换作别的官员，是否要对怠慢自己的驿站长当场发飙，甚至严加责罚呢?
不摆官谱不仅是一种习惯，还是一种境界。宋朝邵伯温著的《闻见录》记载，司马光出行向来很简单，“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对他说：“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意思是说连个随从都没有，百姓不知道你是高官，就不会避让。司马光回答：“某惟求人不识尔。”
不摆官谱，放下架子，深入百姓之中，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可以了解民心民念，体察民情民瘼。唐宣宗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其功绩仅次于唐太宗。唐宣宗喜欢通过微服私访的方式了解官员。梅州刺史空缺时，他下令让李行言赴任，多数大臣不知道李行言是何人。原来，宣宗某次私访，碰到几位打柴者，了解到李行言“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就这样，皇帝就记住了李行言。
从另一方面看，一些爱摆官谱的官员，本身就是不自信、不亲民、不务实、不接地气的表现。他们担心一旦撕去官谱这一遮羞布，可能会马上遇冷或出丑。
北魏崔暹，“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势家”。在任瀛州刺史时，“贪暴安忍，民庶患之”。一次出门打猎时，“单骑至于民村”。村中有位老妇人正在井中汲水，崔暹一边请她帮忙饮马，一边问老人：“崔瀛州何如?”老妇人不认识崔暹，愤慨地说：“百姓何罪!得如此癞儿刺史!”“癞儿刺史”，此乃瀛州百姓原汁原味儿的评价。崔暹十分扫兴，“默然而去”。
少些官气，才能聚得人气;放低身架，才能赢得身价。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批评摆官谱的丑形：“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做人必须像个人，但当官不能太像官。领导干部只有时时提醒自己不摆官谱、不抖官威、不打官腔，才能赢得口碑，树好形象。
(作者单位：武警869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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