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薛瑄的《从政录》载：“士之气节全在上之人奖激，则气节盛。苟乐软熟之士，而恶刚正之人，则人务容身，而气节消矣。”干部能否做到清正廉直，固然靠内在修为的支撑，但也需要奖赏激励的推动。
唐代的崔湜，先是奉承于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并和专权的韦后关系暧昧。后来韦后被杀，他又依附于安定公主，之后更是成了权倾一时的上官婉儿的男宠。不只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送进了皇宫，被时人讥讽为“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然而，恰是这种以色求官、恬不知耻之人，竟然一路加官晋爵、飞黄腾达，最终当上宰相一职。
同样是在唐代，时任刺史的张说也是酷爱功名之人。为了讨好皇帝身边的宠臣王毛仲，他进献了许多金银财宝，以期获得提携。有一天，正当他和王毛仲喝得醉醺醺时，朝廷的一纸升迁令到了：封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官。张说大喜过望，不但拽着王毛仲翩翩起舞，还一度弯腰去嗅这位“恩人”的靴子，可谓丑态百出。
除了上述二位，还有不少因奴颜媚骨而受益匪浅的“名人”：替张易之捧溺器的诗人宋之问，为高力士哭丧的将军程伯献，给魏元忠尝粪的御史郭霸……这些人，把官场风气搅得污秽不堪。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遂心如愿地得到“奖激”。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他皆枝叶事耳。”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试想，如果受提拔、得重用的都是上面这类人，势必“不善者竞进，惟私者当道”。如此一来，有气节的正人君子又怎会有立足之地?
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却没用。对领导干部而言，“奖激”的是人才还是奴才，体现的是水平，考问的是公心，反映的是智慧。晚清名臣曾国藩，就很善于“奖激”。咸丰年间，李鸿章命三位淮军将领去拜见曾国藩，曾国藩要他们在大厅外等候。过了两个时辰，曾国藩始终没与三人见面，并让人请他们回去。
但实际上，曾国藩在三人等待时，一直借厅里一面镜子躲在暗处观察，并作出了判断：麻子将军可能因为没得到接见，以为受到刻意羞辱，面红耳赤，像要打人的样子，足见他威武不屈的气概;高个子将军一直从容站着，此人沉毅有为;而那矮个子，眼神闪烁，有人经过时他规矩站好，人一走他就放松下来，此人实属“两面人”。因此，前两位将领受到曾国藩重用，都成就了一番大事业：麻子是刘铭传，他转战南北，智勇双全，后率兵到台湾，大败法军;高个子叫张树声，后任两广总督，政绩斐然。
有气节的人往往棱角分明，甚至得罪领导。然而，“垒墙不用圆石头”，有棱有角才坚固。对领导干部而言，能不能“奖激”那些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怕得罪自己的人，更能衡量胸襟与气度。
明代宣德年间，内阁首辅杨荣的一个家人犯了罪，负责审判此案的官员鲁穆坚持置之于法，丝毫没有宽容。杨荣知道之后，随即举荐鲁穆晋升为佥都御史。正统初年，内阁首辅杨溥的儿子从家乡进京，一路上的官员都对他礼遇有加，只有江陵知县范理是例外。杨溥得知此事后，马上举荐范理为德安太守。即便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奖激”，也是殊为难得。
天下大务，赏罚之道。建立好的“奖激”制度，对从政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敢为事业选用人才，善为事业奖激人才，就能使贤能俊杰各得其所、用当其时、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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