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佳肴任囚身，世外桃园不问津。宁可随人专学舌，甘无一句自心音。”鹦鹉学舌，自语不得，只能使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党员干部当戒之。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曾借用两人之言对“能言鹦鹉”进行注解。其一，谢良佐言，“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直能言之鹦鹉也”。其二，朱熹言，“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鹦鹉学舌，可悲可哀。悲其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甚至心口不一，可谓是传声筒;哀其装模作样，声调滑稽，言语含糊。鹦鹉学舌乃属本能，人若如此，有何意义?
常言道，刚愎自用的人是庸才，没有主见的人是废才。可以说，一个人最可靠的指针，是自己的主见，一味迎合别人只会失去自己的格调。翻阅史书，古代不少先贤都注重做人要有主见，不能轻易为他人言语所动。
西晋末年，避居江南的官僚士大夫们，遥望强敌践踏中原故土，顿觉没有收复的可能，一个个隔江洒泪，徒唤奈何。而丞相王导不随众悲叹，号召“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豪情壮语，既扫沉沉暮气，又见血性担当。
吴中名妓真娘，时人比于苏小小，死后葬在吴宫之侧，行客慕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唯有举子谭铢，为贻后来者而书另类绝句：“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言辞独到新颖，直击时人之弊。
欧阳修对“医以意用药”比较认可，《本草注·别药性论》中也提到故竹扇可止汗，而苏东坡却行不苟合，认为若此，则可“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心有主见，不随权威，也许更见真章。
言语是思想的衣裳，谈吐是行动的羽翼。这些有主见的人能够自己支配自己，坚持独立、自主的思考，用睿智的道理、客观的事实、应变的能力去说服别人。而“鹦鹉人”则习惯于跟在“他者”后面，一直在说别人的、替别人说，忘记说自己的。倘若这样一味“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又怎能书写好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呢?
“经过自己思考获得的真理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面对着“占领大城市，解放全中国”的提议，毛泽东却认为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一样，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篇章。被誉为“最好的参谋长”的李达将军，意见建议与众不同，常有独到之处，帮助首长“决胜于千里之外”。“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不一样的见解，便有不一样的格局。
盲目地跟随，一味地模仿，想破解战胜之门的“密码”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总有个别同志知之而不为之，不经意间充当了“鹦鹉人”的角色：有的图安全保险，乐于矮子看戏，做“传话筒”“收发室”，奉行“上级说啥我说啥，我跟领导不差啥”;有的求方便省事，写材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照搬照抄，依葫芦画瓢。长此以往，本真全无，头脑里有的全是立不起来的“空袋子”。
邓小平同志曾讲，“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在易如反掌地拥有“观点”“态度”和“感受”的今天，盲目、偏见和极端挤占了逻辑与理性的空间，太多的声音萦绕在人们耳边。身处其中，绝不能当信息丛林中的“鹦鹉人”，而要做时代潮流的“弄潮儿”。如此，才可以说自己是前行的开拓者、时代的瞭望者。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对党员干部来说，有战略、有定力、有思想、有眼界，也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时代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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