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文化的影响下，人生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信仰一丢，焦虑上头，社会的狂躁浮华变成了部分人的爹娘，即：恨爹不成刚、有奶便是娘。
对于年轻人，上进的对象是就业、买房、养家糊口，处处需要“求人”。上香的对象是“人法双净，善恶两旺；真心真实，菩提道场”，终究还是“求己”。
求人或求己本无高低之分，“不上进”这个标签也不是万能的狗皮膏药。比起三天两变的社会环境、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佛（道）在两千多年里安安静静，一直都在默默启迪智慧、安放人心，实在更值得信赖，“上香”也并不可怕。
难关面前，人心难安，放不下紧张、焦虑、惶恐，何谈“向上向前”。此时的“上香”是回归本心，不虚妄不折腾，寻找稳定的生活状态。
古今中外，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谁又能逃得过“上香”这关呢？上个世纪20年代，农家子弟毛泽东也曾十分迷茫，他从书里、从师友处、从实际生活找庙“上香”，直到后来定志安心，终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们是需要先行者的，伟人的意义在于可以为后世提供永恒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一起来看看青年毛泽东的“上香”和“上进”吧！
毛泽东处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似乎都面临着如牛负重的处境：脚下是枯枝败叶杂草缠足的泥泞地，身上套着几千年的传统遗留下来的沉重枷锁，眼睛能望见的只有是四周的萧条浑噩，而身后却有一根象征现代文明的鞭子时不时地驱打着。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们“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同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对这不见天日的环境感到苦闷，对自身的未来感到迷茫。
1911年，他来到长沙，用了5天时间规划自己的生涯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成为了一名列兵，在军队里给长官们打杂。这不是他要的生活，半年后，他决定脱离军队，继续读书。
去哪所学校呢？他没有主意，学费也没有着落。这时，家里来信说要断了他的生活费，他不得不住进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半流浪生活。
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政法学校他都报了名，在商业学校读了几天书，却发现英文教材是拦路虎，他什么都想抓住，却什么都从指尖滑落。
他兜里没有一文钱，长衫又脏又破，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的大街小巷，用一双咧呆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去哪儿呢？能干什么?
闲来无事之时，他总是天心阁的顶楼上打望整个长沙。有次被几个朋友碰见，与他闲聊，有个高官的儿子说“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斗争意志。”他被这个观点所吸引。
在天心阁这个七层高塔“上香”期间，他似乎在一条朝圣的路上感受到芸芸众生的苦，产生出一种“我心即宇宙”的顿悟。
思想问题解决了，现实还是存在困难。他又踏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大门，但学校的课程并不合他的胃口，六个月之后就又离开了。他决心去省立图书馆自修，在那里，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半年后，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湖南一师，他系统学习了哲学伦理学。他认识到中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且时间太久、关系过于错综复杂，只有以怒目金刚式的霹雳手段扫除一切旧的束缚，改变民众的心理特质，用各人“完善自我”达到重塑整体社会关系的目的。
他敬佩当时的思想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把自己定位为认同传统修身观念、追求“圣贤”人格的进步分子。他以梁启超提倡的“新民”为刻度，测量“小人”与“圣贤”，把追求自我完善内化为行动上的自觉。
他以圣贤的高站位来检点自身的品格修养，在校学习期间，他成为同学中有名的“三不谈”，即不谈钱、不谈八卦、不谈女同学，这些普通学生最关心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竟被他轻而易举地从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一一排除化解。
对于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年轻人来说，自我的完善还只是第一步，唤起民众，把自我完善的观念融入对群体和国家的责任之中才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基本目标。他认为那些“君君臣臣”的事，已非“民国所宜”，要让普罗大众从酥酥麻麻的半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具有一种“主人意识”。
五四运动以后，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词。他对完善自身有了新的思考，从带有封建道德色彩的国民观转向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自由的“新人”，开始思考人的全面发展。
在他看来，合格的“人”，首先在于有自主意识，能够自主、理性地计划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并且时刻反思这样做的原因，这样，就可以规划出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实现理想，需要做长期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同时要时刻审察自身，了解自身的短处，规避所有的不利的环境。
于是，相信人定胜天的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创造。1919年，他设想在岳麓山建立一个“新村”，这个新村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1920年，他又开始全力以赴地谋划湖南自治。由于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乌托邦理想可以实现，他的计划破产了。回到现实以后，他不断反思，重新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主义、有团队。
他最终给自己定位了通过信仰马克思主义来达到“完善自我”的目的，并且通过建立广泛的同盟，培养出一大批以实现新社会为目标的“新人”，为国家和民族找到了清晰的定位。
于是，那段不上进只上香的岁月，为青年毛泽东找准阳关大道的铺就了坚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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