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家王震同志晚年曾多次说过：“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这是许多“初心”未改的老同志面对现状反思之后的共同心声。
毛泽东主席之比革命战友们的“早看”，从当年确定国歌之事也体现出来。
西元1949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其讨论的议题之一是确定新的国歌。西历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在讨论国歌问题时，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得到许多参会代表的支持，但也有一些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似乎有点过时了。一时间，代表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下。
最后，毛泽东主席就此发言，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可以确定下来，歌词无须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没有过时。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因此，还是保留原词较好。
毛泽东主席的发言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此确定。
事实证明，毛主席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没有过时，中国人民“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的确是高瞻远瞩之言，他比同时代的人“早看”了很多年。
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没有过时，自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面临着国际上帝国主义和大、小霸权主义的侵扰，对此，毛泽东主席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西藏边界反击战、抗美援越、珍宝岛反击战、西沙反击战等坚决而胜利的斗争。但除此之外，毛泽东主席更是从国内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意指党和人民政府承担着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公平正义的新中国社会、清除党内外资本主义逆流的重任，这方面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危险性更加重大。对此，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革命，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同时，也遭遇了不少阻碍和挫折。
据王震同志的秘书李慎明同志回忆，三十年前苏联、东欧“剧变”时，王震曾对李慎明说：
【“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愣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
王震同志之所以说“现在，我信了”，自然是从现实教训而来。毛泽东主席离世之后，由于主、客观原因，曾经蛰伏的各种腐朽反动势力逐渐蠢蠢而动，其外借助帝国主义野蛮势力妄图变天，内推动变质分子改换旗号，既在政治上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墙角，又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华文明进行攻击，企图乱中颠覆，失败后则继续在各个方面进行渐进式“拱卒”。由于毛泽东主席打下的新中国政治基础，内外敌人的最根本的企图未能得逞。
从那时至今，国内外敌人的政治和经济的攻击或暗潮汹涌，或明目张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此次，外部势力对中华民族发起“新冠”病毒攻击，内部势力嚣张配合，又掀起扑天恶浪。
可以看到，此次“新冠”疫情之初，病魔传播严重，外部势力以为病毒定点攻击得逞，胜券在握，对我国发起疯狂的政治攻击战，内部公知群类则紧密呼应，以媒体“报道”和“日记”等进行煽动，加上港台海外内地网特分子造谣喧叫，一时颇为乌烟瘴气;近来，外部势力的本国遭到“新冠”病毒反噬，其草菅人命的反人类罪恶暴露无遗，则又气急败坏发起“索赔”攻击，内部公知则或“呼吁道歉”，或制造谣言，或叫骂“极左”，或美化西方丑类，企图帮外国势力反败为胜。不仅如此，国内还有人趁“战疫”紧张之时混水摸鱼下黑棋。
以上种种，自然不能阻止我国党和人民团结奋斗取得“战疫”伟大胜利，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埋下了错综、复杂的隐患。
而最危险的，还不是上述现象的时不时冒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最应该警惕的是上述恶劣现象似乎经常有恃无恐，很是猖獗。比如某“作家”肆意造谣，在外国邪恶势力资助下出版“日记”，有贪占公有土地建别墅的嫌疑，但却得到某类媒体的大肆夸扬炒作，正义力量对其进行揭露时，有的时候颇为艰难。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毛泽东主席当年就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没有过时。而面对当今现实，我们不仅要在升国旗、开大会时高唱国歌，更要理解和宣传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确定这首国歌的深远含意，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现在尤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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