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挺有意思，文章的题目叫：“平时吹牛逼，用时掉链子!”说的是前几年有一篇新闻报道，一个中国科学家研发出了新疫苗技术，几乎可以消灭任何病毒。按说现在正赶上全球新冠病毒肆虐，这样的几乎可以消灭任何病毒的新技术应该派上用场了，可这个新技术愣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了，于是人们便有了“用时掉链子”这样的感叹。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昨天听到的是一片厉害了，今天看到的就是被人打趴下了;今天听到的是一片正大光明，明天说不准就是一地鸡毛。
喜欢吹牛皮，绝对是一种顽症。
先秦时期就有矛和盾的故事了，有个楚国人卖盾，也卖矛，他说“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然后又拿起矛说：“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牛皮吹大了，吹着吹着就打脸了。
还有赵括的故事，说起带兵打仗的事，“天下莫能当”，没有比上他的了，其父赵奢也是那个时候响当当的名将，也说不过他，然而这个当父亲的却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了不得，反而忧心忡忡，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他担心赵国提拔儿子当将军，那就坏了事了。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还真让这个当父亲的说对了，长平之战，赵括被秦军射杀，“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这样令人唏嘘的故事，然而历史往往又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故事。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自以为学了真经的牛皮匠，认为自己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别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夺了革命指挥权，一番骚操作，把大好的革命形势搞得一团糟，损兵折将，失地丧国，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后来中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个群体做了比较形象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亡国论”出现的同时，还有一种“速胜论”，认为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打几个大胜仗，小日本就完蛋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专门对这种“速胜论”进行了分析，他说：
“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
中国怎样才能赶走侵略者，实现民族的解放?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延安整风时期，针对革命队伍里存在的“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两种现象，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强调要改造学习，解决这种坏作风，他说：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1945年4至6月间，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真正实现了统一，确立了在抗日战争即将成为过去式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正确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作为在他的思想史上极为著名的报告，他在4月20日作的长篇口头政治报告中，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是要讲真话，他说：“那一天我讲过， 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 装象” ，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对于吹牛皮这一项，他进而展开说：
“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 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 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 李四的? 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延安是谁的? 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毛主席在会上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主席讲的故事里的县长叫李彩云，有人借这个事来让雷公把毛泽东打死的消息传出后，延安的保卫部门觉得这还了得，要追查这是哪个反革命说的，非治他的罪不可。毛主席听说后，没让他们追查，反而让人去调查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骂。调查结果就出来了，是因为征粮重了，毛主席就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后来就把征收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了十六万担。通过这个故事，毛主席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再怎么好，也都可能有做得不到的地方，不要把自己搞成一朵花，说不得，否则老百姓就会离你远远的，甚至会骂你让雷公打死。毛主席说：
“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 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 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毛主席在“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他一连串估计了十七条黑暗，后来证明都估计对了，例如爆发内战、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等，因为早有估计，早做了准备，也就沉着地应对了这些黑暗，并迎来了光明。
全国解放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有人又觉得自己很伟大了，又有了吹牛的资本了，这种坏作风又开始抬头和滋生了，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告诫人们，不要吹牛，不要吹牛!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主席说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才可以打下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他接着又说：
“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
“现在我们抬起头来了， 也有资格说人了。我们工业的落后现在正在克服，过去农业生产很低，比你们低得多，现在也在开始转变。我们在目前还是有许多缺点的，牛皮是不好吹的，苍蝇还有不少。”
1956年2月25日，毛主席在听取重工业汇报时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你人口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荷兰、挪威都比我们多，总不要吹中国第一。我们看苏联一切世界第一不舒服，也如同看我们自己第一不舒服是一样的。上海《大公报》不是有个‘中国世界第一’，我们禁止了嘛!”毛主席这里所说的上海《大公报》“中国世界第一”应该是1951年《大公报》曾经出版过的书籍《中国的世界第一》，这套书用连环画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历史中象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方面的成就。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谈到工商业者偷税漏税问题时说：
“共产党也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也有少数人还有贪污。从社会上说， 总是做好事的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多，错误只是部分的。要有这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
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良作风，大吹大擂，放卫星，浮夸风，共产风，动辄亩产上万斤，毛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断地为吹牛这股歪风泼冷水，灭灭火，降降温，压缩空气。
1958年11月7日，毛主席在主持郑州会议时谈到了人民公社问题，针对自作主张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的河南徐水，他说：“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一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问题，毛主席在这个会上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
“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二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利用晚上的时间，毛主席还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谈宣传问题，谈压缩空气，谈实事求是，他说：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 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 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 ，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1959年5月22日，毛主席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丝毫也没有隐瞒遇到的问题，他说：“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至少还有八年，总起来说，要十年时间。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再过十年时间，中国党，中国人民，大概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得出点经验来。我国还是很落后的，问题也很多，我们有一个六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听取工业、市场、农业方面的情况，他总结发言时说：
“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
1959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毛主席在会上讲到去年和今年的工作进行了一下总结，他说：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上那个‘卫星’就不放了。”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浮夸风，虽经毛主席的努力纠错，仍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害，对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危害了党的形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值得记取的血的教训。毛主席后来在跟江苏省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针对这个教训，要求通过大训练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来克服这些不良作风，避免重蹈覆辙。他说：
“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文化革命时期，另一种浮夸风又吹了起来，便是政治吹捧，对毛主席的过分的个人崇拜。毛主席对这种现象感到深深的不安，甚至是反感，他从中也觉察到一些另类的气息出来。1966年7月8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就表达了自己的这种不安，他说：
“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尴。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尴了。”
后来毛主席在会见一些外国使者时，屡屡说出了自己的这些想法，他曾说：
“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晚年的毛主席，在审阅一些文件、接见外宾、会议等不同的场合，越来越表现出对过头话、吹捧话、不切实际话的排斥和批评态度。
1967年6 月 18 日，毛主席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说：我的话要少引。二十一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上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艳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
1968年3月29日，毛主席在审阅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报告时，作出批示：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毛主席会经常在文件上批示“不要自吹自擂”这样的话，也经常会删掉诸如“伟大领袖”、“最高水平”、“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样的形容词。
1970年9月23日 ，毛主席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说:中国不算大国，算一个中等国家，我跟法国贝当古辩论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连法国都不如，怎么能算一个大国呢?他总是吹我们，说你们放了一颗卫星上天。我说天上每天有那么多卫星，我们只有一个，算什么。”
1972年2月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主席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说:“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实力从来都不是依靠吹牛皮换来的。毛主席曾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的大国地位，毛主席受到的世人尊重，可都是十年磨一剑得来的。靠吹牛皮管用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吃过吹牛皮的大苦头的，结果无一不碰得头破血流，平日里吹的厉害，用的时候就要掉链子，吹的越厉害，吃的苦头越大。毛主席曾给那些喜欢吹大牛的人画了一副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他还希望这样的人一定要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他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原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献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反映了自己遇到的两件事，一件是1958年四川组团去湖北取经水稻亩产数千斤经验，他发现是浮夸虚报，向参观团领导、省委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均受到了批判和阻挡，给毛主席写信又受到了追查;另一件事是在下放泸县石洞公社时向社员和本单位职工宣读毛主席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受到社员们的欢迎，但却受到了单位领导的批评，说是歪曲主席的意图，后来许多地方就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了。毛主席在这封信上做出如下批示道：
“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愿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握有一定权力的公仆们，也少做一些吹牛皮的蠢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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