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命运与未来
每到五一劳动节，人们总会提起“劳动光荣”。实际上，我们知道，“劳动光荣”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自古以来就成立的，古今中外很多场合，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的观念恐怕是主流，而“劳动光荣”只是社会主义兴起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并不光荣的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不可能光荣，而只是为了生存被迫承受的苦役。劳动作为劳动者的对立面存在，本来由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财富，却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控制工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作为劳动积累产物的资本控制了劳动者，劳动者难以逃脱被剥削压榨的命运。资本主义以来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从争取缩短工时，再到占领工厂的行动，都反映了劳动者对资本支配的抗拒。
这种造就资本支配权的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必然不是光荣的，而是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劳动本身是有害的、造孽的”：
【“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地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劳动者在他不劳动时如释重负，而当他劳动时则如坐针毡。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据刘丕坤译本)】
这样的劳动，怎么可能是光荣的?
资本主义催生的现代工业社会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被支配命运直接地凸显出来，那么，工业社会之前呢?古代小农的、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是否就是田园牧歌般的有益于劳动者身心呢?当然也是否定的。
《诗经》有大量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诗歌，其中《豳风·七月》按时间顺序记述一年四季的农事，最为详尽，也最为痛切。春夏秋冬无休止地劳作，到头来收获的东西大多还是献给公子王孙，“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而劳动者自己再凛冽的冬天仍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另一首《魏风·伐檀》描述的劳动场景，初看不可谓不充满诗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然而随即尖锐地揭示诗意表象背后的剥削关系：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就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就是“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寸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就是士大夫视角的“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就是劳动者辛勤劳作，却无法享用自己的产品，“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古往今来，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概莫能外。
人们常常吟起海德格尔称许的一句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实完整的诗句是“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意与否不得而知，“充满劳绩”却是逃脱不了的命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诗意的田园牧歌生活，只是美好的向往，是现实的反面，恰好折射了现实的并不诗意——处于苦役中的劳动者，朝不保夕的劳动者，自然谈不上“诗意栖居”。
还是马克思说得直白透彻：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
这便是古往今来大部分时候，劳动和劳动者的命运。
“劳动光荣”何以成为可能?
“劳动光荣”是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产物，是口号，也是现实。在国企老工人的记忆中，不乏以厂为家、劳动奉献的记忆，他们团结奋斗，改变自身和国家的命运，为共和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求是》杂志在五一节这天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提到了修建成昆铁路的老一代铁路工人：
【“前不久，中铁隧道局集团参加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的20名青年党员给我来信。信中说，50多年前，他们很多人的父亲或爷爷参加了成昆铁路难度最大的沙木拉打隧道建设，那一辈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以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迈气概，把天堑变成了通途，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60年代，极端复杂、充满艰险的老成昆铁路建设，与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成昆铁路建设者是那个时代劳动者的代表，他们的艰苦奋斗是当时劳动者改天换地的缩影。这正是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力量和创造性的时代，团结起来的劳动群众极大地改造了自然，推动了社会进步变革，“敢叫日月换新天”。
正是在社会主义政体和公有制经济体制的保证下，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大提高，全社会尊崇工人，崇尚劳动，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极大程度地消除了雇佣劳动所代表的剥削关系，作为主人翁的劳动者激发出了巨大能量，主动投入到建设家园、造就一个人与人真正平等和谐的新社会之时，劳动光荣才成为可能。
这时，劳动异化的各个方面开始被扬弃，劳动产品不再被少数人占有，反过来支配劳动者，而是作为全民所有的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为劳动者自身所享有;劳动不再像被迫的苦役和瘟疫，而是使劳动者发挥主体价值和创造性，体现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感到光荣，看到希望;劳动者不是在劳动中降低为动物或机器，而是提高为人;劳动者之间不再是为生存互相争夺倾轧的关系，而是结成同志般的情谊，为了同一目标团结奋斗。这时，劳动光荣才不是空话。
绝没有抽象的、无条件的“劳动光荣”，正如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即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才可能谈到“劳动光荣”。
“不可能打工”与逃避劳动
“劳动光荣”绝不能滥用，而要在具体的情境下，看是什么样的劳动，为谁劳动。毛泽东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讲：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替法西斯卖力无疑也是在劳动，但这样的劳动绝不是光荣的。
有着具体条件的“劳动光荣”，往往难逃被抽象化地、作为道德评判使用的命运。前段时间，“不可能打工”的周某又火了一把，追捧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是的，不劳而获的盗窃行为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却无法用“劳动光荣懒惰可耻”一言以蔽之。“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受热捧，除了字面上的笑点，还在于的确为一部分不愿意打工的人提供了情绪发泄口。
逃避进厂打工，如今并不是个别现象。南方工业区有“三和大神”一类群体，因聚集在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区域而得名，他们打零工，日结工资，睡网吧，吃最便宜的饭，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只为了干最少的活，不到身无分文绝不进厂赚钱，鄙视跟工厂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行为，视之为签订卖身契。他们知道进厂意味着什么，宁可以最低限度的生存为代价，保有最低限度的自由。
这无疑也是一种逃避劳动，但却无法用“劳动光荣”来治。因为这种逃避劳动首先因为，劳动已经置换成了：打工，并且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有打工这一种方式，即雇佣劳动的方式，伴随的是资本吞噬劳动以积累自身的逻辑。这时候，马克思描述的“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的现象，自然就重新出现了。
在引入资本以刺激经济的举措下，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在部分地区和领域增长起来。资本的引入无疑给部分人提供了劳动就业的机会，提供了从农村到城市取得生存条件的前景，但同时，劳动也就回到了资本占主导地位时的境遇。
“打工诗人”许立志曾经无比悲哀地记录了这种境遇，他以亲身体验描述流水线工人的物化与麻木：
【“物料与我的血液一同流动/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老茧夜以继日地生长”
“沉沦于打工生活/我眉间长出一道孤苦/任机台日夜打磨”;】
打工者为微薄的工资死死地制约着，毫无尊严和自由，失去青春与梦想：
【“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被经济捆绑着半爬半走”
“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赐我以迟到的安慰/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拒绝旷工，拒绝病假……”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
“咣当声里/十万打工仔/十万打工妹/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在流水线上，亲手埋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劳动异化，劳动者被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支配，劳动者降低为机器的一部分……如原样复刻一般重现。劳动，却没有意义，没有出路。原本通过进城打工融入城市繁华生活的希冀，却无从实现，而曾经的故乡也在逐渐被资本侵蚀，打工者成了孤悬在乡村与城市、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漂泊者：
【“黑暗中我目睹城市的挖掘机/正朝着我童年的乡村挖去/朝睡梦中的父老乡亲下手”
“异乡人站在十字路口/想着该往左还是往右……对于未来，他无从下手……醉梦中他看见，自己的命运/总被一纸粉红改来改去”】
与“三和大神”得过且过的逃避不同，许立志选择了决绝的抗拒：自杀，成为N连跳中的一环。
除了工厂的制造业打工者，还有写字楼里的高学历打工者。在近些年关于996的讨论中，各行各业的高学历打工者，以程序员为代表，也开始关注劳动-剥削-异化的话题。在高学历也难逃996的“社畜”命运之时，在雇主们亲自下场辩护加班、996的必要性和价值时，还能谈论“劳动光荣”吗?
人们已经在直觉上感到，这时非但不是劳动光荣，能够想方设法地逃避劳动，反而是值得骄傲的。前些年央视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上火了一首说唱《明天不上班》：
【“老子明天不上班
爽翻 巴适的板
老子明天不上班
想咋懒我就咋懒
老子明天不上班
不用见客户装孙子
明天不上班
可以活出一点真实
……”】
这是“不可能打工”的温和版本，不是直接拒绝，但内心是排斥上班/打工的，如果不是生活所逼，谁还愿意去上班“装孙子”?
然而，逃避劳动仍只能是暂时的，资本的逻辑不但主导着生产，也主导着消费，衣食住行、教育与医疗各方面的成本高涨，不把全部劳动力交付给资本，就不可能换取生活资料，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三和大神”那样的朝不保夕，毕竟无法维持长久，更不用说经营家庭，谋得发展。因此，在“老子明天不上班”的短暂狂欢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集体猎奇式消费之后，还得回到生产劳动的场域，还得硬着头皮打工，上班。
在逃避劳动和被迫工作之间痛苦地摇摆仿佛成了现代人的宿命，有没有可能摆脱?只有改变劳动的方式，改变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让公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落实，使劳动者在资本雇佣之外有另外的选择，才能抵御劳动的异化，劳动才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价值力量的体现。这样的变革需要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觉醒与参与，正如上世纪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劳动者曾经奋起推翻了一个旧世界一样。
据说，“不可能打工”的周某出狱后拒绝了一些人为他设计的网红之路，因为那仍要给网红公司打工;他选择回家种地，因为比较自由。要知道，种地这点仅存的自由，也是由劳动者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留下的遗产，否则种地也还是打工，给地主打工。而在当前资本逻辑的蚕食之下，以分散的个体力量在土地上经营生活的小农，仍然是没有出路的。
当劳动者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处境和力量，着手变革生产关系，也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劳动将不再是禁咒和枷锁，而是解放的力量。那样，“劳动光荣”将恢复到劳动者自身的立场上：为了劳动者本人而赞颂劳动，而不是为了劳动力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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