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是个比较新鲜的概念，当今时代的人比较崇尚“圈子文化”，关于成功学的诸多心灵鸡汤里面，都把“圈子”当做第一位的要务，于是举国上下，人人忙于建“圈”大业，于是微信“朋友圈”这样的平台也就应运而生了，象“群”、“圈”、“流量”、“关注”、“好友”、“点赞”、“加入”、“拉入”这样的字词成了使用频次很高很高的口头语言，“刷朋友圈”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须臾也离不开了。
虽然世界还有些“冷”，但从表面上看，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了。
我想，如果把“朋友圈”这个东西放置于历史中，谁会是“朋友圈”最大的那个人呢?
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毛主席。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朋友都遍天下了，还不够大吗?穷尽历史，屈指一数，无出其右者。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就认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人称“毛奇”。1915年9月，他给好友萧子升写信，表示“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他做了一件张贴“征友启事”的奇事，往长沙各校广交好友，一时引得议论纷纷，其中有“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之语，有人便猜测这人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找女朋友啊?其实毛主席是来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的，1915年11月9日，他在写给一师教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 毛主席的“征友启事”得到了响应，由开始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几十个人，他的周围逐渐云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这些青年成为后来新民学会的核心力量，一起“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后来一部分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校期间，毛主席非常热心一师学友会和夜学工作，一度担任学友会总务、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夜学，亲自用白话文撰写发布夜学招生广告，这是当时可算是很难得的创举，他在广告里说：
“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
从那时起，毛主席已朴素地认识到与工人交朋友，建立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自师范毕业后，毛主席眼界不断扩大，他不断寻求更广泛的联合，迎接和传播世界革命的新思潮，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理想。
1919年7月14日，他创办了《湘江评论》。身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创办到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短短的一个月里，他发表文章41篇，在“创刊宣言”里，他说：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他积极撰写文章，号召“民众的大联合”，他说：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巳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他还信心满满地预言说：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在当时的中国，黑暗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没有联合，就不可能打破黑暗势力对中国的统治。毛主席指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和唯一的出路。这样必然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大联合呢?别无他法，那就是找朋友。
中共成立初期，也是在努力地寻找同盟军的，但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注意跟国民党合作，一种倾向是只注意工人运动，而这两方面的力量是不足的，在一个封建的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农民才是占大头的力量。毛主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寻找朋友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正确的方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充分分析和总结，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主席找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1936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即土地革命战争，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⑶，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团结友党、友军、国际友人成为新的任务，他指出：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 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毛主席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和群众做知心朋友，和群众打成一片，他讲起了自己的感情变化的经验，他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在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同时，毛主席也非常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他说：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毛主席曾在中共七大上总结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他又对这个政治路线进行了通俗地说明：
“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 空军司令。 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 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 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 ”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 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 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 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 起，没有研 究。问他：“什么 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5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抗大七分校毕业学员欢送会上，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学员们讲了三条，他要求学员们要学会分析，少数人不好，多数人是好的，我们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是有朋友的， 我们不是孤立的;对同志要有同志的、 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们的队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关心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困难。他指出：
“有了这几条，也就是坚决反对反动派的进攻，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改善官兵关系，全体人民和全体军队团结起来，中国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来办。”
从1919年毛主席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到1949年推翻中国黑暗势力的统治，三十年的时间，毛主席用这个“大联合”的法宝，最终实现了他改造中国的远大政治抱负。现在有人对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仅仅支撑了三年时间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大的力量，又有美国的强大支持，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毛主席手里有“民众的大联合”这个武器，人越打越多;而蒋介石不懂，他以为抱上美帝的大腿就好办了，而其实正好相反，人民不买他的账，他的人越打越少。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这就是毛主席的“民众的大联合”的作用。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他说：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同时，他也向全世界声明了胜利之后的态度：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世界黑暗势力是不甘心退出中国的舞台的，它们封锁，它们在周边插刀子，它们武力威胁，它们一有机会就要给你点难看。打破这个局面，毛主席用的是“近守远交”，就是要交更多更多的朋友，用世界的“大联合”，攻破围堵中国的高墙。
1954年9月15日，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国家的总任务：
“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曾在跟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合作要有纲领，要有原则，“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中国制定了这样的纲领，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4年10月，毛主席跟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多次谈话，重点是和平共处，交朋友，他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表示“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说：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 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
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谈到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时，他说：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 洲，一个澳洲。他们不赞成我们， 我们准备等候他们一百年。”
1959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智利政界人士，他说: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
1959年10月14日，毛主席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关于朋友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
1961年8月18日，毛主席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他说：
“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
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和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传到北京，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毛主席点将乔老爷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他说：
“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在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团长在发言时开宗明义：
“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交到这么多的国际朋友?他很富吗?非也!他能比得上美国富吗?我们还是从乔老爷的发言中找一找答案吧：
“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用的是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他认为“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他用这种道义之交，建立起了一条“国际统一战线”，实现了世界人民的“大联合”，最后连那些热衷于对中国搞孤立搞封锁的国家都坐不住了，纷至沓来，向中国修好。这是“道行天下”的力量，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恐怕只有毛主席能够开创出来了。
毛主席与人民交朋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毛主席与世界国家和人民交朋友，解决了中国走上世界的大问题。
毛主席的“朋友圈”很大，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毛主席的“朋友圈”很广，广到它容纳了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毛主席的“朋友圈”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因为他圈里的朋友占绝大多数的是咱们老百姓。
有了毛主席那样的“朋友圈”，何事不倾?
有了毛主席那样的“朋友圈”，便可以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时代有一首叫《亚非拉朋友手拉手》的歌曲家喻户晓，歌词是：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
朋友们来自远方。
亚非拉朋友手拉手，
友谊的歌儿高声唱。
火红的太阳放光芒，
朋友们欢聚一堂。
小小银球连四海，
友谊的花开万里香。
这首歌好像是1973年在中国举办的亚非拉国家乒乓联谊赛开幕式上的主题歌，歌词很简单，比较直白，近日无意间翻到了这首歌的一段原声视频，很动听，那时的人是用真情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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