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处于社会舆论的风暴口。
一件是掌控数百亿财富的世界级富豪性侵幼女案宣判了，获刑5年，结果都不服，老百姓说判轻了，富豪说判重了，要求无罪释放，恢复各项名誉称号!
一件是高考被顶替，发生在山东，先有陈春秀，后有苟晶，尤其令人备感愤怒的是苟晶接连被顶替两次，可谓千年未有之怪现状，连人民日报也愤怒了，发文怒斥：
“太无法无天，太欺人太甚，这不是简单的践踏高考公平，而是深度摧毁一名农家女孩最朴实的梦想。如果无视于此，还怎么实现阶层顺畅流动?”
令人恐惧的是，这两件事并不是个例，富豪性侵幼女案已非鲜见，而高考顶替案简直可以用比比皆是来形容了，仅山东近年查出二百多例了，往年呢?全国呢?高考这一在人们心目中尚算较为公正的机制，被穿刺的如此千疮百孔，试问苍天大地，世间还有哪里是公道?
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奸犯科的人，都不是简单的人，他们身上都披着光彩照人的大氅，诸如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突出贡献人物、优秀企业家、优秀教师、政协委员等等一大堆。按说，拥有这些荣誉的人，应是世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背离天道人伦的勾当沾上什么边，可屡屡粉碎人们美好向往的偏偏是他们!
鲁迅先生曾经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还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
烂泥塘是令人生畏的，它会吞噬人们的希望。
理应明澈见底的一条小溪，又是怎样变成烂泥塘的呢?
中国有一条比较传统的识人、用人的方法，总是把贤德放在首要的地位，德高则望重，在选人、用人上也主张举贤任能，优先考虑贤德，而后考虑能力问题，孔子说“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司马光说“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一些封建帝王也比较注重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说“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清朝康熙大帝说“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正因如此，才有了“亲贤臣”、“思贤如渴”之说。做老师的，也有个标准，“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排第一，老师首要的任务是传播道德，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
毛主席在他的老师徐特立六十岁生日的时候，特地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 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 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
徐特立老师在毛主席眼里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是革命第一的，老师的这些品行，才是毛主席认为可以垂范的地方，才让毛主席认为徐老师是“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才让毛主席认为“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主席非常看重精神方面的力量，一直注重人的思想修为，他曾在一篇获得老师高度评价的作文《心之力》中说：“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不可不察。”1938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后来他在抗大三周年时对这句话的提法修正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40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吴玉章寿辰祝词中说：
“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 已经不多了， 而始终为革命奋斗， 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 要这样做， 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 例如死的威胁， 饿饭的威胁， 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 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1963年2月20日，毛主席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跟秘书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提出培养接班人问题的五条意见：“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二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1966年11月，毛主席曾跟中央和其它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
毛主席所要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上的强盛，更是要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建立中国人民的新道德规范，创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因为如此，毛主席一直在倡导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挂帅，思想第一，象张思德、雷锋这样的小人物，都会成为毛主席领导下的楷模，因为毛主席给了这些小人物成长的土壤。延安曾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全国甚至世界进步青年的向往，美国的寒春和阳早不就是不远万里奔向延安的嘛，不是因为延安很富有，那时延安穷的叮当响，而是因为延安是一块精神的高地，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地，毛主席曾经这样归纳了延安的进步之处：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是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是毛主席思想教化的必然结果，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物理学家寒春一生都生活在中国，她的心中就驻着一个毛主席，一生都坚持着毛主席的精神价值，这是一种理想的归依，一种千古传奇。毛主席思想所导向的结果是“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人人都想做好人，做好事，最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民族的新习俗，正如毛主席在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所讲的：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寒春是幸福的，因为她曾生活在一片理想主义的土地上，但她也是遗憾的，因为她也目睹了理想主义的远去，痛彻而无奈地看着理想主义的渐行渐远。
人们崇尚的不再是雷锋，而是形形色色的能人，人们把政治挂帅当成一种极左抛进了垃圾桶，不管白猫黄猫，逮着老鼠就行，不得不承认，社会已经完全变成一个能人社会了。各路能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放异彩，与此同时，只要你算得上是个能人了，尤其是你的钱多多，一个亿也只是一个小目标的那种，各种荣誉也会接踵而至，什么代表啊，委员啊，主席啊，劳模啊，试问，哪个大富豪没有一堆荣誉啊，多少年了，参政议政的仿佛成了富人俱乐部，谈笑有富翁，往来无凡人。这会形成一个什么致命的问题呢?就是这部分人获得的资源过多，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政治资源，其他的一些资源，无法对其进行节制，他们可以依靠庞大的资源为所欲为，甚至突破传统的道德、人伦底线，做出许多匪议所思的恶事来。因此关于“教兽”、“禽兽”叫法也就多了起来。诸如富豪性侵，高考顶替，不一而足。因为是能人，便也无所不能，手眼遮天，犯下了那么天怒人怨的恶事，想到的不是怎么服罪以谢天下，而是动用其掌握的资源变着法儿洗罪，性侵幼女判五年都不行，还要无罪辩护，恢复各种荣誉，难怪有人会怒斥“掏个鸟窝还判十年呢!”高考顶替的，偷走他人人生，不赔礼，不道谦，不知罪，仿佛是小事一桩，给别人造成的莫大伤罪熟视无睹，冷若冰霜，是可忍熟不可忍?古人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看今天发生的这些罪恶之事，岂不更令人忧之复忧之!
社会是需要能人的，但这个能人的前面要加一个定语，要政治挂帅的能人，有德的能人。而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定语普遍地被省略了，能人成了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一好百好，带病擢升，直至成为一颗大毒瘤。“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能人不一定必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不加节制，反而对能人推崇备至，在这样的环境浸润之下，好能人也可能蜕变成坏能人。一个坏能人就是一个烂泥塘，它会吞没人们的信任和对美好的向往，对社会的公正及公权力的威信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不再渴望什么，长此以往，能人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拌脚石，成为毁灭社会文明的公敌。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黄克功事件”，抗日军 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掏枪将她打死。黄克功可是个能人，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功显赫，身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伤痕，很多人希望能够得到赦免。此情此景，毛主席给陕甘宁 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也是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黄克功如果不死，他会成为将军，他会成为一方大员，比如今那些能人们不知要能多少倍，当然，如果黄克功不死，那红军就不能称其为红军，共产党也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那就跟国民党没有区别了，历史可能就要改道了。
1966年1月12日，毛主席在武昌听取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的汇报时，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他说：
“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
毛主席的这席话深刻揭示了为什么要突出政治的实质，那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方向问题。现在虽然不讲阶级了，但承认阶层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能人属于一个阶层，他们的言论行动必须反映着这个阶层的利益，对能人大开绿灯，搞能力政治，在方向上就会出现问题，它会使利益的分配快速地倾向于能人，而不利于民众，为什么侵民害民的事情越来越多屡禁不止?为什么大大小小的能人们能够肆无忌惮地去碰触社会的道德人伦底线?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能人政治，不把能人头上的一圈一圈的光环清理一下，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根绝的，能人们照样呼风唤雨，一波平了，一波又起。
每次看到作恶的能人们那一串串金光闪闪的荣誉称号，都感到浓浓的讽刺意味，感到深深的悲哀，那些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的英烈们也会心里不甘的，他们是为打倒旧中国的大大小小的作恶的能人而奋斗的，军阀、土豪和列强，而能人政治沉渣泛起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心安?
讲政治不能只是一句空泛的话，首先要从能人政治入手，把一些能人的手缚住，把他们伸向民众的黑手坚决地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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