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的题目拟定“毛主席把平等关系纳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项理论创举”的，受某编“改革开放成为我们的集体信仰”说辞的影响，便改了主意，起了这样一个题目。
1964年4月，大清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到井冈山游览，引起了他好一番感慨，他说：
“昔日共产党的官是和战士一起挑粮上山，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战斗，这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
这位昔日一国之君还诗情大发，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伫仰当年大树风，甘棠遗爱古今同。‘五同’毕竟今逾古，六亿人民仰慕中。”
溥仪诗中的“大树风”，应该是借井冈山大井毛主席故居屋后那两棵具有传奇色彩的大树，颂扬当年毛主席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的一种精神吧;“甘棠遗爱”是一个典故，讲的是周朝时，召公巡行地方，正值农忙，因担心影响地方工作，城也不进，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处理政事，官民各得其所，地方因此大治，召公去世后，老百姓感怀他的恩德，保护甘棠不伐，并作《甘棠》诗歌颂之，这首诗收集在《诗经》里，歌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经过思想改造的溥仪，其思想深度还是蛮高的，他发现了他做皇帝时与毛主席时代的本质不同，那就是“五同”，那就是平等关系。
把平等关系纳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1958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谈到过去的认识时说：
“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1958年8月21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
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一些实现平等关系的思路和方法，他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带领自己的学习小组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谈了一些读书心得，他说：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毛主席如此重视平等关系，把他提升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源于他长期对平等的追求和实践，源于平等所激发出来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和光明前景。
1926年3月18日，毛主席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作了“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他把巴黎公社比喻为追求平等自由的光明之花，他说：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三湾进行改编，规定：
“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1929年12月，毛主席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诸多官兵一致的措施，其中关于废止肉刑，他要求在官兵中开展“废止肉刑运动”，他说：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对优待伤病兵问题，他要求：
“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毛主席把中国工农红军改造成了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从一支残留着封建恶习的松散的武装，变成了一支执行人民解放任务的打不垮的钢铁之师。
1937年9月29日，毛主席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提出改造政府和军队的问题，对于改造军队制度，他认为国民党“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指出“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要以红军为借鉴，他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939年3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发表演讲，要求团结起来，争取妇女的平等和自由，他说：
“今天开纪念‘ 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大家来把中国问题解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顽固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都有自由与平等;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党、他塑造的军队是个什么样子?
不妨从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看一看：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不妨从他写给表兄文运昌的书信中看一看：
“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 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 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 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 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不妨从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看一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正是靠着对平等这一人类理想的追求和在人民中间建立了平等关系，才唤起了民众沉寂的热情和能量，中国人民的武装才敢于和能够用小米加步枪赶跑了飞机大炮武装的内外反动势力，才敢于和能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弱对强，同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干上一仗。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主席在同好友周世钊、蒋竹如等谈起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把平等关系升华为生产关系，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对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的憎恶，他想尽一切办法打掉官风，让官员们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面目出现。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专门一条“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他写道：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 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1958年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谈到工作方法问题，他说：
“我们是做官，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这一点要达到是不容易的，现在先从我们共产党里面的干部整起。现在中共中央这样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谈起工作方法问题，他说：
“南宁会议的目的是想把工作方法搞对头，会议产生了一个六十条。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宫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1958年2月28日，毛主席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谈到生产关系时说：
“我们现在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这次解决了，以后还会再发生的。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见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指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毛料衣服)服务的错误态度。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关于“官气”问题，他说: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8年12 月 11 日，毛主席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当雷维斯说匈牙利军队曾经有上下级关系紧张、下级害怕上级的问题时，毛主席说:
“这要改变，不要使下级害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家怕是不好的，应当让敌人怕。这是旧社会长期留下来的，一时不容易去掉，要慢慢地把这些东西去掉，人和人应是平等关系。薪水制、军衔等，如果搞得好，可以有用，我们不完全否定它;但是主要靠的是民主集中制，这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原则，是列宁创造的。民主集中制是主要的，是基础，其他如军衔等是辅助的。薪资、等级现在还不可少，但是上下距离不要过大。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缺点，今年已开始改进，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67年10月3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到干部问题，他说：
“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
1967年10月7日，毛主席在视察地方时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指示说：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1974年10月20 日，毛主席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起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他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975年10 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对许多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他说：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ZC阶级在哪里……ZZ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纵观毛主席一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不围绕“平等”这个中心，这是他成就人民解放事业的最大法宝，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土地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人民公社，社教运动，上山下乡，医疗卫生事业到农村去，同工同酬，男女平等，从工农中选拔国家干部，人大代表规定工农代表较大比例等等，每一项都有他力求实现平等理想的意图，他时刻没有忘记建立和建设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的初心和使命，他将“平等关系”纳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范筹的尝试，更是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探求中的新高度。
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愿屈服的老百姓曾经无数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这样的口号。世界历史上，那些不愿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曾经无数次地喊出“让一切不平等的制度死亡”的怒吼。中国的“大同”国，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是人类共同的宏大愿望，毛主席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以“平等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符合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符合人类的终极追求，而且，它所蕴含着的能动性力量是无穷的，它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是健康的、持久的、巨大的，绝非那些信奉等级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能比拟的，那些在发展中毫无顾及“平等关系”的方式及方向，即便取得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代价是高昂的，不持久的，无力的，他危害的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破坏的是社会的安全稳定，最终引起的生产力的“暴动”将无法收拾。
毛主席的“平等关系”，它吸收的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体现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解放的是人人都能分享发展成果的生产力，稳定的是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毛主席诗云：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是毛主席眼里的老百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见过把老百姓捧得这样高高的吗?没有，因为只有毛主席把“平等关系”放进了生产关系里面，把老百姓当宝贝一样保护起来。
要说中国人的集体信仰，我看还是毛主席的“平等关系”比较符合实际一些，如若不信，看看毛主席留下足迹的地方，那些瞻仰的人流，尤其是毛主席的纪念日，那些瞻仰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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