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其深刻原因。毛泽东一生中矢志反腐并取得巨大成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更有其自身原因。研究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深层次因素，对于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探求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出生的平民性决定了与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毛泽东矢志反腐的阶级基础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出生和经历特别是童年到青年时的经历，对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很大。从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到毛泽东一生对整个党的事业的导向和追求，我们不难看出，体现党和国家政策的“平民性”是毛泽东主政和执政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泰山压顶不弯腰，任何邪恶不低头的伟人，按理讲应该是很坚强的。但是毛泽东看到穷人受苦、流泪，自己也就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无情未必真豪杰，对敌人、对腐败分子毫不手软、毫不留情的毛泽东，看到人民受苦、流泪自己也流泪，这从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一位伟人的平民情怀。
毛泽东的这种“平民性”，在井冈山时期就得到明显体现。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如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捆铺草，上门板…不准乱翻东西”等等，如此细微的规定，如果没有对老百姓“骨子里”的热爱，没有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体察，既不会注意到，更不会提出。毛泽东一生中矢志治腐，与他“骨子里”对人民群众的这种的感情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的这种“平民性”基础来源于自己出生的平民性。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在社会生活底层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很自然地与广大人民群众有一种天然的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他的血管中流淌着“平民”的血，他知道民间的疾苦，懂得民众的艰辛，因此他的心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也能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即使在执掌政权后，由于其在本质上是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因此他也不会忽视群众利益，无视民众疾苦。毛泽东是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出生于贫苦家庭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大多如此。世界上许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建国前期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党和人民群众亲如一家的局面雄辩证明，一个人的阶级出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走向。如此强调并不是说阶级基础决定一切，并不是提倡唯成分论、唯出生论。古今中外，出生于平民家庭的人无视人民利益“祸害”人民，出生于“富贵”家庭的人爱民如子的实例也并不鲜见。但就整体而言，阶级基础毕竟是同等阶层的人 “共同语言”、“共同感受”、“共同认识”的基础。因此，在考虑问题，决策事项，特别是考虑干部结构时注意人的家庭出生，还是应该和必要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是毛泽东矢志反腐的思想基础
从年轻时代起，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就在救国救民的探索中，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而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标之一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的基本音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这种不懈追求，是毛泽东反腐的主要思想基础。因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剥削，即权力拥有者以权力为凭借，无偿或廉价地剥夺他人财富或社会财富。由于权力剥削完全不需用或很少需用投资，又涉及到全社会，因此，它比资本剥削、地租剥削更令社会感到不公，更容易引起社会普遍性的关注与愤慨。这与毛泽东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毛泽东难以容忍这种社会不公在自己身边和自己所治理的国家中发生。如果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是从小有志于救国救民的毛泽东在年轻时代淡薄名利的一种本能情操的话，那么毛泽东后来的治党思想，却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的理性自觉。在毛泽东看来，“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要说有什么特殊利益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在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才使毛泽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反腐成效。
在反腐败历史上，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无不重视。由于腐败是导致人亡政息的最大祸根，因此，反贪肃贿是历代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的治国之策。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毛泽东的反贪肃贿与历代封建“帝王”是有本质区别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反贪肃贿，是站在“家天下”的立场上，惧怕腐败引发社会动荡，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去“选择性”地反腐败。这种“选择”以不危及政权的存亡为前提。中国的“十恶之罪”历代不同，但均以“谋反”为首，而绝无贪贿一项，就充分表明反贪肃贿在大多数封建“帝王”心中的位置。而在防腐治腐方式上，由于封建等级制决定，历代皇宫少有不是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宫的腐败之风必然导致上行下效，决定了封建社会反腐败的不彻底性。即使是平民皇帝朱元璋一生中致力反腐、严厉惩腐，但由于封建体制下历史局限所决定的这种“选择性”反腐，使其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为此在其当皇帝到第18个年头时不得不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著名史学家吴晗曾愤慨地说：“中国的贪污与历史同寿”。当代学者王亚南也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贪污史”。
但毛泽东却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决定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是“毫无选择”的“真反”，决定了其彻底性。毛泽东决不允许自己和党的干部有丝毫的腐败邪念。他不仅自己一生洁身自好，廉洁到对自己和家人苛刻的程度，而且也不准任何人有腐败的念头。毛泽东一生中粗茶淡饭，没有吃过任何补品。他虽然最爱吃红烧肉和活鲤鱼，但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农民连玉米窝头都吃不上的情景，他都不忍心吃。我们不否认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对“大跃进”失误应承担领导责任，但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在看到国家灾难所表现出的这种自律，不仅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难以做到，即使是在现代国家也难能可贵。同样在三年困难时期，李银桥得知李讷在学校饥饿难忍时，便悄悄给李讷送去一包饼干。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声色俱厉地批评李银桥说：“三令五申，为什么搞特殊化?”李银桥解释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着桌子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这在封建帝王观里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一些人眼里也会认为是不近情理，会被他们讥讽为不是“性情中人”。但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人民领袖，之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就在于这种“不近情理”。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得知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利用给机关施工之机顺便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毛泽东气得脸色大变。第二天下午那位领导干部被毛泽东亲自“请”到了会客室。毛泽东双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到：“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你想当那个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那位领导干部被吓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又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的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那位领导干部难为情地说：“主席，我错了。”毛泽东说：“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知道错吗?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的台。”毛泽东盛怒道：“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啊!”而在对腐败者的严厉惩处，对劳苦功高的腐败分子动用“杀戒”，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历代封建帝王在治腐上的本质不同。所以，古今中外难以治理的历史顽疾，在毛泽东手中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人亡政息规律的深入洞察，是毛泽东反腐的动力基础
毛泽东防腐治腐的最明显特征是防微杜渐。细究这种特征的原因，应该是来源于毛泽东对历史上腐败的深刻认识和其规律的把握。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人对历史研究有多深，对现实的认识就有多深。毛泽东熟史如珍，因此他对历史上少数掌握权力的人游离于监督之外，柄权专政，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民主，从而在制度上给掌权者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认识颇深。而对腐败至极时，人民被迫起来造反，但充满生气的新政权代替旧政权之后，由于依然实行的是同样的专制政体，使新政权又难以避免地重蹈腐败灭亡的周期率的认识更是高人一筹。因此，他在总结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一点一滴抓起。毛泽东深知“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道理，为此，他揭示了“人的思想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的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哪怕一丁点邪念都会成为腐败的苗头，如不注意，就会滑向腐败的深渊，所以，必须及时予以消除。
毛泽东防微杜渐的思想体现在其治党治军的一贯方针中，但早期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腐败上升到人亡政息的高度去认识。在党初创时期，毛泽东认为，贪污腐败现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毒”，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因此必须重视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的一系列错误思想，在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上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并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37年9月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中，毛泽东则指出，自由主义的“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毛泽东曾要求各级革命政权必须廉洁清明“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从这些论述中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对腐败的认识，主要是从作风导致事业成败的角度去考虑。
让毛泽东把腐败与人亡政息联系起来思考，源于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历史资料表明，1944年郭沫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时，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还是从反骄破满的角度去思考的。他在致郭沫若信时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向郭沫若提议：“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但此后，人亡政息就成为毛泽东一直重点思考的问题。这从他1945年与黄炎培在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时，脱口而出“找到的出路”可以得到佐证。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即将执政的情况，如何避免人亡政息更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特为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此后，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说过：“我们进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进城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要学楚霸王”。毛泽东还严肃地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
毛泽东对腐败导致人亡政息历史规律的这种深刻洞察力，是他矢志反腐的强大动力基础，使他对反腐败有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为了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首先注重在自己身上的一点一滴防起、做起。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作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等6条规定，不能不说是功高盖世的毛泽东首先针对自己所制定的“约法三章”。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来路过东北哈尔滨，有关领导盛情款待，饭菜十分丰盛。毛泽东无比愤怒，吃了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他对有关领导干部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二天，毛泽东在沈阳召开的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又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作出表率。”由此可以看出，防微杜渐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根深蒂固。而毛泽东1954年8月8日签发的《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文件，则完全是针对党内存在的“小节无害论”的错误观点和自由主义习气所发出的。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同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在党内不断开展整风运动，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来一个集中的清理与认真的整顿。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反腐思想和策略。而晚年提出的“斗私批修”、“防止资产阶级特权”等思想，却是毛泽东防微杜渐治腐思想的延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预”必须符合历史规律，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客观性和超前性。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为支撑，全面把握了腐败形成的客观规律，从而采取防微杜渐的方针，使腐败在萌芽状态中就得到遏制，才避免了腐败的大面积泛滥。
四、长期艰苦环境磨练出不惧邪恶的顽强意志，是毛泽东反腐必胜的信心基础
信心是事业成功的基础甚至是关键，而信心却来源于实践的磨练。毛泽东一生立志反腐，反腐必胜，与长期艰苦环境中历练出的不怕邪恶的顽强意志有很大关系。
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词典，我们往往感到切中时弊、一语道破，从中看到一种力量和信心。1932年在中央苏区，当毛泽东听到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贪污腐化、生活堕落的案件查处遇到阻力时，坚决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种何等的力量和信心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中严厉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1952年的元旦祝词中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后来在“三反”、“五反”中毛泽东又强调的“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3]对腐败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4]等等，这些都无不体现了毛泽东的勇气和智慧。
毛泽东的这种智慧和勇气，既与毛泽东先天的性格和禀赋有关，更与艰苦环境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的历练有关。如果说 “自信人生二百年”是毛泽东年轻时代充满自信的宣言书的话，那么，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则是毛泽东政治上走向完全成熟的一种政治历练。在毛泽东一生的经历中，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主动权是时常牢牢在自己手中的，而只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迫害时期，使毛泽东处于一生的人生低潮，但勇敢的毛泽东既没有颓废，也没有妥协，而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这种党内斗争的磨练，培养了毛泽东作为一名革命领袖应有的素质和定力，也造就了毛泽东一生不怕邪恶的顽强意志。由此可以看到，曲直复杂的经历，是造就超人智慧和顽强意志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必备条件。
诚然，形成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叙述，但上述方面是主要和关键的。研究并充分注重这些原因，对于我们探求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反思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522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24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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