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治主张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崭新篇章。“五一口号”可谓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它使人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感觉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回顾历史，民主党派何以从高赞“第三条道路”到让位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呢?
面对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事实，充当调停者之一的梁漱溟发出了“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感叹
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以民盟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了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从国际上看，战后民主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新的民主国家纷纷诞生，世界和平民主团结的强大呼声给各国政党带来强大的震撼，美、英、苏都强调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正如民盟报告所说：“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非成立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从国内来讲，民国以来的内外战争使得人们饱受煎熬，疲惫不堪，战后国内民众普遍厌战，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丰子恺所作的题为《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的漫画正是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和对立也促使了“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抗战结束后，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人民描绘一个玫瑰色的未来——“第三条道路”。1945年10月，民盟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称，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那么，如何实现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呢?民盟认为，“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中间性的政协路线”是惟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即“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民盟所谓的“苏联的经济民主”，其价值取向是以苏联为示范的“平均财富”，保证公共事业与独占性企业的“公营原则”，主张由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节制私人商业。这些主张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追随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折射，也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耻于与工商精英为伍的历史传统有关。
中间党派仅仅把目光投向城市，忽略危机四伏的乡村，却与中国最大的改朝换代社会资源农民严重疏离，“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场知识分子的孤掌难鸣的运动而已。”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和平民主的前景转为黯淡。面对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事实，充当调停者之一的梁漱溟发出了“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的感叹，也说明了中间党派及其“第三条道路”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民盟主席张澜后来感慨：“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
全民族抗战以来，国民党政权既没有学会民主与改革的精神，也没有忘记专制与压榨的劣性。1945年日本的投降虽为国民党政权重塑权威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但国民党依然没有把握机会。战后接收是国民党政权送给沦陷区民众的第一个“见面礼”，人们很快感受到了政府官员、军事机关和特务机关的劫掠。国民党大员贪婪搜刮的对象是“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和票子，被时人戏称为“五子登科”。甚至国民党大员接收过程的混乱也被人们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河里漂来的不如地上滚来的(指坐汽车去的比船快);地上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更快);天上飞来的不如地里钻出来的(原留在沦陷区的特务和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人员)。”著名记者陶菊隐用“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来形容国民党大员的种种丑态。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的劭毓麟后来回忆称：“个人或有‘五子’而‘登科’，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国民党政权带给民众的第二个“见面礼”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战后，国民党政权把法币同伪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比值定为1：200，造成了沦陷区民众一夜赤贫，国民党接收大员却一夜暴富，故沦陷区民众以“天天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来表达对国民党的失望之感。随后，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权疯狂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之势头一发不可收拾。1947年7月，美联社曾发表一个材料称：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1947年100元法币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经济的萧条和工人失业的加剧，同时，它也加剧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和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感，动摇了民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信心。
即使国民党政权接二连三地让民主党派人士失望，他们对挥霍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仍抱以幻想。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对目前的局势负责任，这个政府仍有能力进行改革和结束内战。1947年春天，北平、天津585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希望国民党能立即停止内战，“诚意地与共产党谈判以谋求和平并建立联合政府。”同年10月，国民政府发言人称民盟为“中国共产党之附庸”，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提出要“严加取缔”。11月，民盟被迫宣布自动解散，民盟主席张澜后来感慨：“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伴随着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的坍塌，民主党派人士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从呼吁到抛弃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提出后，民主党派人士称此“一呼而天下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可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它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逐步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认同与支持。战后，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他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军纪败坏、任意抓壮丁和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官员腐败等，并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军纪严明、政治清廉以及改造旧社会的努力。然而，国统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反应不一，不大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政治生活。
1947年后，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政治天平向中国共产党一方倾斜，自由派知识分子逐渐在国共之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48年底，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以及知识界持续不断的批评，人民普遍渴望社会公正、政治清廉和生活稳定，这些让知识分子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普遍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解决国民党以及其它各党派都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山呼海啸般的革命力量席卷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翻身这一刻的到来而激动万分。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提出后，民主党派人士称此“一呼而天下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他们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几十年后，民盟盟员费孝通对他当年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时的激动心情仍记忆犹新：“公路两旁远远近近行进着解放军队伍，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送粮的车队，车队里没有拿枪的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它表明了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地、自发地在做一件事，这是一股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这个景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石家庄的旅行更加坚定了我同共产党合作的观念。”
就这样，当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演绎着西楚霸王的独角戏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上演了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群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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