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教学中的恶劣倾向

第7版()
专栏：

　　文艺理论教学中的恶劣倾向
目前，在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学中，存在着两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厚古薄今和漠视政治、脱离实际。
教师在讲授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社会性、典型、形象这类重大问题时，列举的例子，外国的，不是巴尔扎克，便是列夫·托尔斯泰或果戈理的作品，最近的，也是高尔基的“母亲”；中国的不是“红楼梦”，便是“水浒”或“儒林外史”，最近的，也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举这些作品作例子都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举或很少举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作例子呢？而且新近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就根本不为人所提及。
其次，教师在自己的讲义或讲授中，只讲一些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等革命导师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条文。这当然是对的、必要的。问题在于：在具体问题上，不用理论去评价新作品，对目前文艺上有争论的问题不置可否；在理论问题上，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理论不批驳，连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跟我们针锋相对的原则问题都不看一字。有一个教师，在1957年下半年的文学概论教学中，讲授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党性、政治性、作家的世界观等重要问题，却从未批判过冯雪峰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
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嘴里虽讲的是马列主义，心里却还是想的唯心主义。另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漠视政治、脱离实际。这些人忘记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这个道理，双轨的铁路线，是再好不过的，双轨的文艺路线却是不能长存的。
白丁